2006年前后，京海一间茶馆里，高启强带着家人喝茶，表面上是在祈福之后放松片刻，实际上，他已经被多方力量盯上。突然出现的两名杀手打破了平静，高启强倒地，高晓晨听见动静后冲出后厨，抄起东西便扑了上去。

这场戏最值得琢磨的，不是高晓晨挨了多少刀，而是高启强为什么要把自己的儿子也拖进这场危险之中。

高启强不是一个单纯的恶人。他做过许多无法洗脱的错事，也间接导致陈书婷死亡，更把京海一步步拖进黑暗。但他对家人的感情又确实存在，甚至越是真实，越显得扭曲。

他能对敌人狠，却很少把家人当作可以随手丢弃的棋子。偏偏在调查组逼近、旧案重新浮出水面时，他却安排人对高晓晨下手。这个反差，正是人物最复杂的地方。

从表面看，高启强是在借“遇袭”制造混乱，把嫌疑引向蒋天。二二八枪击案一直是调查方向之一，杨健等人落网后，京海的保护网开始松动，高启强需要一件足够轰动的事情，迫使各方重新站队。

一场针对自己的袭击，还不够。

只有家人也受伤，事情才显得更加可信。高晓晨因此成了这场布局中最危险的一环。高启强知道，儿子一定会冲出来，因为高晓晨早已把自己视为高家人，更把高启强当成真正的父亲。

这不是普通的父子关系。

高晓晨平时叫他“老头儿”，有时直呼其名，情绪上来又喊“爸”。称呼看似随意，背后却藏着依赖。他不满高启强不让自己进入强盛集团，也不明白父亲为何总把黄瑶带在身边，却始终不肯让自己参与生意。

在白江波墓前，高晓晨曾质问高启强：“你根本不在乎我。”高启强嘴上回答得极重，甚至说自己从来没有真正爱过他。可这种话越冷，越像是在刻意切断关系。

高启强不让高晓晨接触集团，未必是嫌弃，反而是保护。陈书婷临终前一直希望丈夫洗白产业，不让孩子卷入杀戮。高晓强势惯了，却在这件事上不敢违背妻子的意思。

有意思的是，高晓晨并没有因此远离高启强。他偷听大人谈话，私自拿枪威胁王力，甚至在蒋天夺走高家利益后，主动站出来撑场面。他做事冲动，却始终在用自己的方式证明：自己也能替父亲分担。

所以，陈书婷出事后，他不顾阻拦去找蒋天，并不只是年轻气盛，更有替高启强出头的成分。高启强随口说出的狠话，被他当成了行动命令。

这种依赖，恰恰让高启强感到害怕。

他很清楚，高晓晨不像黄瑶那样谨慎，也不像高启兰那样懂得退让。这个儿子一旦踏进强盛集团，就很难再抽身。高启强拼命建立起来的家族秩序，可能会被高晓晨的莽撞彻底撞碎。

那场飙车戏，便是父亲对儿子的一次强行拉回。

高启强穿上早年那件皮衣，骑着小踏板与高晓晨较量。那件衣服并不只是怀旧道具，它伴随高启强经历过几次生死关口，代表着他又要押上一把。

可这一次，他押的不是钱，也不是地位，而是儿子的命运。

高晓晨骑车不要命，高启强便用更危险的方式逼他停下。明知道自己未必能赢，仍然把自己放进险境。比赛结束后，他嘴上骂着“小兔崽子”，人却明显疲惫不堪。那一刻，他不是京海的大哥，只是一个不知该怎样管教孩子的父亲。

也正因为如此，高启强安排的袭击才更加残酷。

他并非真的想取高晓晨性命。若要除掉一个人，他有很多隐蔽办法，根本不必选择这种容易留下痕迹的方式。杀手下手过重，反而说明事情失去了控制。高启强得知儿子受伤后亲自照料，熬汤、陪床，这些细节很难用一场骗局全部解释。

但他又确实把儿子推到了危险边缘。

高启强的逻辑始终是这样：为了保住家人，可以先伤害家人；为了让他们活下去，可以让他们恨自己。他试图把高晓晨从自己的罪案中摘出去，甚至希望儿子与自己切割。因为只有切割，才可能在案发后争取一线生机。

这也是他最可怕、也最可悲的地方。他把亲情当成保护手段，又把保护变成了伤害。高晓晨越是冲上去替他挡刀，高启强越明白，自己已经没有资格再把这个孩子留在身边。

高晓晨最终维护高启强，并不能证明他看不清真相，而是因为在他的认知里，高启强首先是父亲，其次才是那个掌控京海的强者。他相信父亲做任何事都有原因，哪怕这个原因会让自己受伤。

这份信任，正是高启强最想得到、也最不敢承受的东西。

他冲高晓晨下手，不是因为不爱，而是因为爱得太功利、太迟，也太相信自己能够安排一切。偏偏亲情不是账目，不能靠一场苦肉计算清，也不能靠一次牺牲彻底保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