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大衣哥”朱之文因持续受到黑粉恶意举报，导致其商业演出活动大幅减少，甚至准备通过法律途径起诉维权，这一事件引起了广泛的社会关注。 图/海报新闻

“大衣哥”被贴上“劣迹艺人”标签？这并非官方定论，而是某些举报者单方面的指责。

据徽声在线报道，大衣哥朱之文透露，自己正面临有组织黑粉的长期恶意举报：这些黑粉组建了专门的群组，每当朱之文有外地商演计划时，他们便集中向文旅部门和主办方进行投诉，统一口径称其为“劣迹艺人”；更有甚者，还跑到演出现场进行干扰。然而，事实上，朱之文从未被官方认定为劣迹艺人。

即便如此，大衣哥仍有十余场已谈妥的演出被迫取消，部分演出甚至已经收取了定金。这一切，都是因为举报行为导致主办方担心引发舆情，选择“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态度。

举报，本是公众监督的一种正当渠道，是法律赋予每个人的权利。然而，这份权利应当用于对准违规失范行为，而非用来对付自己“看不顺眼”的人。一旦举报行为跳出事实框架，成为围猎他人的手段，其性质就发生了根本变化。

个人对于某人的喜好或对其行事风格的认可与否，属于个人好恶范畴。网络空间本就应包容多元的感受和观点。但“劣迹艺人”并非一句简单的网络评语，它有着明确的认定标准。

近年来，官方持续公布的“劣迹艺人”名单中，有人涉及偷税漏税，有人涉及生活作风问题，甚至有人已涉嫌犯罪。这些举措旨在净化演艺市场，而非针对某个特定个体进行打压。

一个人是否属于“劣迹艺人”，应由有关方面依据规定进行核查，并作出正式定论。个人举报不能替代官方评判，个人喜好也无权替代公共规则。

一些人轮番举报大衣哥为“劣迹艺人”，正是利用了主办方“怕舆情、怕麻烦”的心理。即便最终核查举报内容不实，但演出已经取消，被举报者的商业信誉和工作节奏已经受到严重损害。

这种“先造成损害、再等澄清”的模式，实质上是借助公共监督通道，进行私人打压。长此以往，每个人都可能成为下一个目标：只要有人看不惯，就可以集结进行批量投诉。

权利有多大，其边界就应有多清晰。正当的举报应当有事实依据，而刻意组队、跟踪行程、统一话术、无中生有地给人定性，无疑已经超出了监督的范畴。法律既保护举报行为，也反对滥用举报，更不会容忍监督举报被异化成伤人的暗器。

在网络讨论中，我们可以批评、质疑，可以表达不喜欢，但必须守住法律底线，不能随意给人扣上法定层面的帽子。监管部门也需要进一步细化甄别工作，区分正常的线索反映和恶意批量投诉，不让合规经营的主体无端承受压力，不让不实举报低成本地横行。

网络并非法外之地，监督权也不是“任性之权”。大衣哥准备起诉维权，也提醒那些“有组织的黑粉”，应珍惜每一条理性发声的通道，更要共同守护其纯粹性。举报不是排除异己的工具，“劣迹艺人”也不是随口就能贴上的标签。

撰稿 / 苏晓江（媒体人）

编辑 / 柯锐

校对 / 刘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