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伟大的长征》中的薄复礼：首位向西方介绍红军长征的传教士

1984年，美国知名记者哈里森·索尔兹伯里为了撰写《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一书，专程来到中国，并特别安排时间拜访并采访了开国上将萧克。

在采访过程中，萧克将军不经意间提及了一个名叫薄复礼的传教士。据萧克回忆，当年红六军团遵照中央的指示进行西征，抵达贵州后，薄复礼曾协助红军翻译地图等重要文件。更令人惊讶的是，这位传教士后来还撰写了一本书，详细介绍了红军长征的壮举。

图|电视剧《伟大的长征》剧照：薄复礼形象再现

采访结束后，萧克将军委托索尔兹伯里在国外寻找这本书的下落。索尔兹伯里不负重托，不仅找到了这本书，还在英国找到了当时已经年迈的薄复礼。

1986年5月27日，中国驻英国大使冀朝铸亲自前往拜访薄复礼，并转交了萧克将军的一封信。信中写道：

“久违了！从索尔兹伯里先生处得知了你的近况。虽然我们已分别半个世纪，但50年前你帮助我翻译地图的事情，我至今仍记忆犹新。因此，当索尔兹伯里先生问及此事时，我欣然提笔告知。1984年我在出国访问途中，曾多方打听你的下落，希望能与你再次相见。如今我们都已年过古稀，彼此恐难再见。谨祝你健康长寿。”

薄复礼与红军的不解之缘

时间回溯到1934年10月，贵州黄平县旧州城外的一个山坡上，三十七岁的瑞士传教士薄复礼带着妻子从安顺返回镇远。途中，他们意外地遇到了一支队伍。薄复礼后来在书中描述了这些人的装束：

“这些人都佩戴着相同的帽子和红色标志，帽子的顶部很大，有点像西方赛马骑师的帽子。他们的衣服则杂乱无章，几乎每人都不一样。”

这一天，恰好是他来到中国整整十二年的纪念日。

薄复礼，原名鲁道夫·勃沙特，1897年出生于瑞士，后随父母移居英国。1922年10月，他受英国内地会派遣来到中国，在贵州镇远、黄平、遵义一带从事传教工作。

为了更好地融入中国社会，薄复礼给自己取了一个中文名字，灵感来源于孔子的名言“克己复礼”。1925年，贵州遭遇大饥荒，他与其他传教士一起赈济灾民。饥荒过后，疫病流行，薄复礼不幸染上伤寒，经过五十多天的治疗才脱离危险。

图|薄复礼传教时期的老照片

尽管当时的中国积贫积弱，但薄复礼仍然竭尽全力地帮助中国人。后来，他在中国收获了爱情，与瑞士姑娘露西喜结连理。

婚后，两人定居在贵州镇远的一个教堂里，过着平静而充实的生活。

1934年8月，薄复礼带着妻子离开镇远，前往黔西安顺的一个教堂学校进行为期一个月的学习。10月1日，学习结束后，他们带着妻子返回镇远。

当时，住在学校的牧师阿尔伯特夫妇特意前来送行，并提醒薄复礼镇远那边出了点乱子。

然而，薄复礼并没有想到，就在他出发去安顺的时候，原本在湘赣苏区活动的红六军团也接到了中革军委的命令，要求他们转移到湘中去发展。

但从红六军团后来进入贵州的情况来看，他们显然没能顺利进入湘中地区。

当时，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中央已经决定进行长征。红六军团的西征显然承担着探路的重任，与红七军团的职责相似。

在与川黔湘边活动的贺龙领导的红三军取得联系后，红六军团继续西征，并于10月初成功袭占了黄平的老县城旧州。

无巧不成书，薄复礼在返回镇远的途中与红军不期而遇。

时任红六军团军团长的萧克后来决定扣留他们。对于扣留的原因，他在回忆录中解释道：

“坦率地讲，这时我们扣留他们两人的主要原因是从军事需要的角度来考虑的。”

时任湘赣苏区苏维埃主席团秘书长的戚元德后来回忆说：

“当时在贵州的教会，大多支持反动政府和土豪劣绅，以宗教迷信欺骗麻痹教友，进行反动宣传，指责我们是‘洪水猛兽’、‘土匪流寇’，是‘红祸’。我们每到一处，他们都号召教友‘坚壁清野’，与反动政府一起撤退，视我们为敌。因此，我们抓到教会骨干成员，都要进行甄别审讯，没问题的放，有问题的都以帝国主义间谍罪处以徒刑和罚款。只要他们认罪，不与共产党、红军为敌；只要交纳罚金，支持红军革命、抗日救国，就立即放人，并保证护送他们到达安全地带。”

图|红六军团长征路线示意图

不过，红六军团对薄复礼夫妇还是给予了优待。当天夜里，红军就把他们随身携带的东西全部归还，连银元也如数奉还。

那几天，薄复礼吃的是单独做的饭。红军考虑到外国人的饮食习惯，特意把他的厨师留下来给他做饭，还想方设法给他买鸡、鸭、鱼、水果、水饺，甚至炼乳。

在1934年的贵州乡下，这些东西可不是用钱就能轻易买到的。

后来，红军占领旧州后，在旧州城东的天主教堂里发现了加拿大籍英国基督教中华内地会旧州教会牧师阿诺利斯·海曼夫妇。海曼夫妇后来也被红军带走。

当时，红六军团的处境并不妙。从湘赣苏区出发后，他们经历了五十多天的暑天行军，伤病员一天比一天多，药品也快用完了。

于是，红军让薄复礼分别给瑞士驻华总领事、教会负责人和镇远教会写信，要求七名外国人每人交纳十万元赎金，共七十万，以换取药品和经费。

几天后，薄复礼和海曼的妻子被释放，而他们两人则被红军留了下来。

为红军翻译地图的传教士

红六军团拿下旧州后，在海曼夫妇所住的教堂里获得了一张法文的贵州全图，这张地图一平方米见方，测绘得非常精细。

萧克如获至宝，但让人认时，两个懂英文的同志看了半天说这不是英文，看不懂。

这时有人提了一句：

那个传教士也许认得。

萧克一听，大喜过望，当即命人把薄复礼请了过来。薄复礼上下打量了一下说：

“这是法文，我可以译。”

那天夜里，两人一句一句地对译。薄复礼把地图上的山脉、村镇、河流的中文名字说出来，萧克则一个一个地标上去。一直译到三更才译完。

萧克后来回忆说，红六军团转战黔东、进军湘西，这张地图起了关键作用。靠着它，他弄清了贵州的地形，最后定下了与红二军团会师的路线。

薄复礼在书中描述了这位只有二十七岁的军团长萧克：

“他只有二十五岁（实际应为二十七岁），是一个热情奔放、生气勃勃的领导者。一双明亮的大眼睛闪闪发光，充满了信心和力量。在艰辛曲折的旅途中，他不屈不挠，显而易见，人们誓死愉快跟随他的原因就在于此。”

萧克出生于1907年，那一年他二十七岁，薄复礼记错了两岁。

从1934年10月到1936年4月，五百六十天的时间里，薄复礼跟着红六军团一路走过贵州、四川、湖北、湖南、云南五省，行程六千英里，约一万公里，在外宿营三百多处。

后来，薄复礼创作了《神灵之手》一书，详细记录了这段经历。

他在书中写道：

“我们开始了一种新生活。大部分日子，一天到晚只吃一顿饭，没有休息日和星期日地行军。后来我们开始连续地夜行军，我们学会了边走边睡。”

“一天晚上，我们靠近一个小村庄宿营，可这里没有粮食，每人只分得一点白水煮土豆。两小时后，又传令继续前进。”

“连续走了二十七天后，红军得到了一次休息的机会。”

渐渐地，薄复礼惊奇地发现，这支军队似乎和他所见过的军队都不一样。红军不赌博、不抽鸦片，而且组织纪律严明。他写道：

“中国红军那种令人惊异的热情，对新世界的追求和希望，对自己信仰的执著是前所未闻的。他们相信自己所从事的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他们正年轻，为了他们的事业正英勇奋斗，充满了青春的活力和革命激情。”

尽管红军自己的条件也很艰苦，但他们还是尽可能地照顾薄复礼。负责照顾他们的戚元德特意给他们找了一匹骡子，让两人换着骑。

《神灵之手》：西方世界的第一本红军长征记

1936年4月，红二、六军团要北上川康，路途更加艰难。萧克在云南富民亲自向薄复礼宣布释放他。

“你是一个瑞士公民，瑞士不是帝国主义国家，没有同中国签订不平等条约，也没有在中国设租界地，我们决定放你走。”

那天是4月12日，复活节。

当晚，萧克主持宴会，并亲自下厨做了一道粉蒸肉。作陪的有被俘后当了红军教员的国民党中将张振汉，还有自愿跟着队伍长征的贵州人周素园。保卫局局长吴德峰另摆一桌，从中午吃到黄昏。席间，萧克说他不反对薄复礼离开红军后仍留在中国，甚至可以办一所学校。

临走时，薄复礼申请四块银元做路费。红六军团给了他十块，还专门交代了去昆明怎么走。

王震对他说了一句话：

“当你向报纸介绍时，你应该记住我们是朋友，你曾幸运地看到我们的所作所为，其中最重要的是怎样为了穷人。”

到了昆明后，薄复礼没有先去游玩，而是找人代笔把自己口述的十八个月经历整理出来。后来这部书被整理成十二章、二百八十八页的书，书名《神灵之手》，英文原名The Restraining Hand。

书中，薄复礼给红军下了一个清晰明了的论断：

“由此可见，红军的确是一支有崇高理想、与旧式军队截然不同的人民队伍。”

想起在红军的所见所闻，薄复礼还深有感触地写了一首诗，其中几句是这样的：

“感谢“被捕”，友谊和血的联结，超过了世间的一切。我们患难与共，我们共勉负重。为那珍贵的互助，我洒下深情的泪珠。”

1936年11月，《神灵之手》由伦敦哈德尔—斯托顿公司出版。次月就在英国脱销，接着印第二版、第三版。1937年初出法文版，由瑞士艾莫尔出版社印行，并被欧洲的传教士带到世界各地。

薄复礼的这本书后来成为传播到西方世界的第一本介绍中国红军的书。要知道当时外界还把红军视为洪水猛兽，随着这本书的出版，一下子就把人的感觉扭转了过来。

要知道在那时候，埃德加·斯诺还没有写完他的《西行漫记》（也就是后来的《红星照耀中国》）。

《红星照耀中国》1937年10月才由伦敦戈兰茨公司出版，中译本《西行漫记》1938年2月由上海复社印行。

薄复礼的这本书比它早了将近一年。也就是说，在《红星照耀中国》出版之前，整个西方关于红军长征的公开出版物只有这一本。

不过很遗憾的是，薄复礼的《神灵之手》后来许多年里都没有再版，加之二战爆发，英文打字稿也毁于战乱中。

一直到1978年，架不住出版商一再邀约，薄复礼把这段经历重写了一遍，改名叫《指导的手》。

1985年，山东省博物馆的馆员严强在馆里一块朽了的地板缝中找到了当年英文原版《神灵之手》。它躲过了那些年，躲在一间屋子最下面的缝里。

同年11月，索尔兹伯里带着夫人敲开了英国那位老人的门。

事实上，薄复礼作为国际教会组织派往中国的传教士后来还回到了贵州。

1939年，他在盘县一带传教，同时给当地人看病，一天能看二三十个病人。他身边常年带着一本英文版的草药书。

1948到1949年，他在盘县办了一所明恩小学，一到四年级，招了五十多个学生，多是信徒子女，也有穷人家的孩子。

1951年，薄复礼和妻子被召回国。在中国生活了将近三十年，走的时候他说了这段话：

“我是最后一个离开贵州回国的外国人。别的外国传教士都害怕共产党，可我不怕，因为我了解他们。只要共产党像我所见到的红军，就用不着害怕。他们是讲友谊的，是信得过的朋友。”

1987年末，《人民日报》驻英记者去采访他。记者看到，九十岁的人满头白发，但精力还很旺盛，记忆力好得惊人。

薄复礼于1993年去世，享年九十六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