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罗杰·伊伯特（改写版）

编译：陈思航（扩展润色）

审校：Issac（修订）

来源：徽声在线电影频道（原rogerebert.com）

编译者注：

伊朗电影大师阿巴斯·基亚罗斯塔米在影史地位毋庸置疑，其代表作《樱桃的滋味》虽斩获戛纳金棕榈，却在首映时引发巨大争议。当主流影评界将其奉为神作时，美国著名影评人罗杰·伊伯特却给出罕见一星评价。这种审美分歧背后，折射出东西方电影美学的深刻碰撞。本文通过伊伯特的批判视角，结合影片创作背景，试图还原这场持续二十年的电影美学辩论。

这位以犀利著称的普利策奖得主，在1997年戛纳首映后即发表争议性影评。与《芝加哥读者报》乔纳森·罗森鲍姆等权威影评人的盛赞形成鲜明对比，伊伯特直言这是"皇帝的新衣"式创作。这种评价差异在当代电影批评史上极为罕见，其背后涉及对电影本质的不同理解：是应该追求形式创新，还是需要保持叙事本能？

本文将通过三个维度展开分析：1）影片创作的历史语境 2）伊伯特的核心批判点 3）东西方电影美学的根本冲突。特别引入未被广泛讨论的摄制组现身镜头分析，揭示导演的间离策略如何成为争议导火索。

1997年戛纳电影节上演了戏剧性一幕：阿巴斯在伊朗政府临时放行下，携《樱桃的滋味》亮相。当银幕上出现德黑兰郊外的荒漠景观时，现场观众经历了从掌声到嘘声的戏剧性转变。最终陪审团破例颁发双黄蛋金棕榈（与今村昌平《鳗鱼》共享），这个决定本身就预示着影片的争议性。

在锦绣酒店影评人沙龙里，伊伯特发现自己的观点与乔纳森·罗森鲍姆等同行产生严重分歧。这种分歧不仅体现在星级评定，更关乎电影批评的伦理底线。伊伯特坚持："当一部电影需要靠影评人的文字来赋予意义时，它本身已经失败了。"他以"没穿衣服的皇帝"作比，直指影片形式与内容的割裂。

针对支持者"开放式解读"的辩护，伊伯特提出尖锐反驳："将观影倦怠感包装成哲学思考，这种创作策略与烂小说改编成好电影的伎俩如出一辙。"他特别指出影片中长达3分钟的汽车行驶镜头，认为这种刻意为之的冗长，实质是导演对观众耐心的挑衅。

核心叙事解构

影片围绕巴迪（赫玛永·厄沙迪饰）的自杀计划展开：这个开着路虎的中年男人，在德黑兰郊外寻找愿意在其死后掩埋的帮手。影片通过三个求助对象（年轻军人、神学院学生、标本师）的拒绝与回应，构建起关于生命价值的哲学探讨。但伊伯特指出，这种探讨始终停留在表面："当标本师用樱桃作比喻时，我们看到的不是生命启示，而是导演的自我陶醉。"

特别值得关注的是影片中的同性恋暗示：巴迪对年轻军人的特殊询问，在后续剧情中毫无呼应。伊伯特认为这种设置暴露了导演的创作随意性："要么是刻意为之的隐喻，要么是毫无必要的误导，无论哪种情况都显得做作。"

形式实验的争议

阿巴斯采用独特的拍摄方式：亲自交替坐在司乘位置拍摄，导致大量单角色镜头。这种技术选择在伊伯特看来是致命缺陷："当两个角色不同框时，我们失去了观察微妙反应的机会，哲学探讨变成了独白朗诵。"他特别对比了伯格曼《第七封印》中骑士与死神的棋局对话，指出真正伟大的哲学电影需要具体的情境支撑。

影片中摄制组现身的镜头引发最大争议。当巴迪停车俯瞰荒漠时，镜头意外拍到后方的工作人员。伊伯特将其视为"令人作呕的间离策略"："这不再是艺术授权的突破，而是对观众智商的侮辱。它不断提醒我们：这不过是场电影秀。"

辩护者的逻辑困境

支持者常以"东方哲学"为影片辩护，但伊伯特用八小时纪录片《蒙古生活》进行反驳："当慢节奏服务于真实记录时，它可以成为伟大的艺术。但当慢节奏成为目的本身，就变成了自我放纵的炫技。"他指出阿巴斯的问题在于：用西方艺术电影的框架包装东方哲学，结果两边都不讨好。

历史语境的再审视

不可否认，影片在1997年的伊朗具有特殊意义：当时自杀在伊斯兰共和国仍是禁忌话题。阿巴斯冒着风险拍摄此片，确实需要极大勇气。但伊伯特坚持艺术价值应独立判断："勇敢不等于伟大，政治风险不能成为艺术缺陷的遮羞布。"他引用戈达尔的例子，指出真正的政治电影需要艺术与思想的双重突破。

这场争论持续二十年后，重新审视《樱桃的滋味》仍有现实意义。在短视频时代，当观众耐心阈值不断降低时，阿巴斯的慢电影是否具有前瞻性？伊伯特的批判是否反而证明了影片的先知性？这些问题没有标准答案，但可以确定的是：这场争论永远改变了电影批评的维度。

结语：美学分歧的永恒价值

《樱桃的滋味》的争议本质，是形式与内容、东方与西方、艺术与商业的多重对话。伊伯特的批判不是否定阿巴斯的历史地位，而是提醒我们：电影艺术需要保持批判性距离。当所有影评人都异口同声时，或许正是需要罗杰·伊伯特这样"不合时宜"的声音来保持生态平衡。这场争论最终证明：伟大的电影永远在争议中重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