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6月1日，在上海的一场重要会议上，陈云与上海市的负责人深入探讨了人口问题。与会桌上，没有空洞的口号，而是摆满了关于粮食供应、住房分配、学校建设以及就业安置的详细数据。面对有人提出的“允许一对夫妇生育两个孩子”的建议，陈云并未采纳，他强调政策必须清晰明确，执行必须坚决有力。

“如果人口继续这样无节制地增长，我们的资源将如何承受？”陈云的话语掷地有声。

“难道因为怕被骂，我们就不去做正确的事情了吗？”

这些话语后来被人们反复提及。陈云甚至直言，即使因此被骂“断子绝孙”，也要坚持把计划生育政策推行下去。在他看来，计划生育不仅仅是一项社会管理措施，更是关乎国家经济能否稳定发展的关键因素。

陈云的这一判断并非凭空而来。早在1957年8月20日，国务院常务会议在北戴河讨论第二个五年计划时，陈云就提出了节制生育的观点。他认为，人口增长必须纳入经济建设的整体考量之中，粮食供应、布匹生产、学校建设以及住宅分配等问题，都与人口规模息息相关。

当时，新中国刚刚成立不久，社会生产正在逐步恢复，人口增长速度较快。马寅初提出了“新人口论”，强调要重视人口数量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尽管这一观点后来受到了批评，但人口与资源之间的矛盾并未因此消失。陈云没有将这一问题视为一时的争论，而是始终将其放在经济工作的核心位置。

改革开放初期，经济建设重新启动，人口压力变得更加直观。陈云重新主持经济工作后，明确提出人口增长目标不能仅仅停留在宣传层面，而应该写入国民经济长期规划，并与基本建设、能源、交通等问题一同考虑。国家计委据此调整了相关规划内容，人口控制开始被置于国家发展全局的重要位置。

那时，中国的人口基数已经相当庞大。新增人口意味着需要更多的粮食、教室、岗位、住房和医疗资源。在经济刚刚起步、家底并不厚实的情况下，任何一项公共投入都需要精打细算。陈云的思路非常清晰：如果人口增长速度长期超过生产和建设能力，那么经济成果将被不断增加的需求所抵消。

有趣的是，计划生育政策并非一开始就形成了全国统一的一孩要求。在实际讨论中，曾出现过较为宽松的设想，比如允许一对夫妇生育两个孩子。但陈云认为，这种表述容易留下弹性空间，导致基层执行出现差异。因此，他要求删去模糊措辞，将控制人口增长的目标写得更加明确。

1979年夏天，国务院继续召开会议讨论计划生育问题。陈云强调，人口工作应该像经济计划一样，纳入长期计划、五年计划和年度计划之中。这一变化至关重要：人口不再仅仅是家庭内部的事情，而是成为了国家发展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

同年，陈云还就计划生育工作与陈慕华等负责同志交换了意见。他强调限制人口增长必须与经济工作并重，不能一阵风式地推进，也不能因为困难和议论就轻易松动。那封信以及相关批示，推动了政策文件的进一步完善和落实。

1979年10月15日，邓小平在会见英国客人时提到，中国提倡一对夫妇生育一个孩子，并考虑给予一定的奖励。这一最高层面的公开表态，使得计划生育政策的方向更加清晰明确。此后，各地围绕宣传、奖励、服务和管理等方面展开了准备工作，但具体执行仍经历了不断的调整和完善。

1980年9月25日，中共中央发表了《关于控制我国人口增长问题致全体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的公开信》，在全国范围内明确提倡一对夫妇生育一个孩子。这封公开信标志着一孩政策正式成为当时人口工作的主要方针。1981年，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成立，地方相关机构也陆续建立并完善。

政策落地后，城乡执行情况并不完全相同。城市实行得相对严格，而农村则根据生产生活条件、家庭实际情况等出现了不同的规定。部分地区对第一胎为女孩的家庭安排了第二胎。可以说，“一对夫妇一个孩子”是全国性的倡导和主导方向，但具体办法一直存在地区差异，并非所有地方都完全按照同一尺度操作。

八十年代，计划生育宣传迅速深入基层。标语、广播、宣传栏以及干部入户宣传，构成了当时许多家庭熟悉的生活场景。对国家来说，出生率的下降减轻了新增人口带来的公共负担，为教育、工业、交通和城市建设争取了宝贵的时间；对普通家庭来说，生育数量的减少也改变了家庭开支和子女抚养方式。

然而，政策执行过程中也出现过一些偏差。个别地方过度追求指标，采取了简单化甚至粗暴化的做法，给群众生活造成了一定的影响。陈云曾强调过不能一刀切，人口工作既要有原则性，也要注意实际情况的灵活性。遗憾的是，基层执行并不总能完全体现这一要求。

与此同时，长期低生育也带来了新的问题。出生人口性别比失衡、家庭结构逐渐出现“两个老人、四位父母、一个孩子”的压力模式、人口老龄化速度加快等。这些变化说明，人口政策从来不是只解决一个数字问题，而是会牵动家庭结构、劳动力供给和社会保障等多个方面。

陈云当年坚持把人口写进国家发展规划，其核心考虑并不复杂：经济建设需要时间积累，资源积累需要过程推进，如果人口增长失去控制，任何规划都可能被不断扩大的需求所打乱。那句“被骂断子绝孙”的背后，是决策者对现实压力的深刻判断，也是1979年前后中国人口政策转向强力推进时最具争议、也最能体现其坚定态度的一句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