细密的雨丝如织，轻柔地敲打着省委招待所小餐厅的玻璃窗，发出细碎而连绵的声响。室内灯光柔和而温暖，餐桌上并未铺陈奢华的山珍海味，仅有两碗热气腾腾、香气四溢的清汤面，一碟清新爽口的拍黄瓜，以及一盘精心切制的卤牛肉，简单却温馨。

坐在我对面的，是省纪委书记李正国。他身着一件洗得略显褪色的藏青色夹克，头发间不经意间透露出岁月的痕迹，比上次相见时又多了几分银白。回溯十五年，他还是省委党校里一位严谨治学的教授，而我，则是他众多基层干部培训班学员中最为平凡的一员。时光荏苒，他一路晋升，从市委到省里，但那份师生间的深厚情谊，却始终如一，未曾改变。他常言，聆听我讲述基层的点点滴滴，能让他保持与现实的紧密联系，避免陷入办公室的空想之中。

此次，他悄然来到我所在的城市进行暗访，未惊动任何地方领导，仅在工作告一段落后，邀我至招待所共进一碗简单的面条。

我们正热烈讨论着镇上秋收后秸秆的处理难题，我的手机突然在桌面上剧烈地震动起来，屏幕上跳跃着“林夏”二字。林夏，我的妻子，平日里工作繁忙，极少在工作时间给我来电。

我心头不禁涌起一丝不安，向李正国投去一个歉意的微笑。他则以温和的手势示意我接听。我转身，用手捂住话筒，轻声问道：“夏夏，怎么了？”

电话那头，沉默片刻，随后传来略显急促的呼吸声，紧接着是一声压抑却仍透露出悲伤的抽泣。我的心瞬间提到了嗓子眼。林夏，一个性格坚韧、从不轻易落泪的女人，当年分娩时忍受了十几个小时的剧痛都未曾掉过一滴眼泪，此刻的抽泣，却如针般刺痛了我的心。

“陈平……”她的声音颤抖不已，“我被免职了。”

我愣住了，脑海中一片嗡鸣。林夏在城建局辛勤耕耘了八年，从一名普通科员一步步晋升为工程科科长，靠的是无数个日夜的加班加点和对业务的精益求精。上个月，她还荣获了市里的“城建标兵”称号，怎么可能毫无预兆地被免职呢？

“到底发生了什么？你先别哭，慢慢说。”我尽力让自己的声音保持平稳，但手却不由自主地攥紧了桌角。

“是关于南城防涝排水改造项目的。”林夏深吸一口气，努力平复情绪，“今天下午，王局长把我叫到办公室，让我在一批管材的验收单上签字。可我前天去现场抽检时发现，这批管材的抗压强度根本达不到招标文件的要求，壁厚也薄了整整两毫米。南城地势低洼，如果使用这种管材，明年汛期一到，整个南城的地下管网都将面临崩溃的危险，那可是会危及人命的！”

我咬紧牙关，心中已有了不祥的预感。

“我拒绝了签字，并将抽检报告放在了他桌上。王局长当时脸色就变了，指责我死脑筋、不懂变通，还说这批管材是按流程走的，让我不要多管闲事。我告诉他，流程再合规，东西不合格就是不行，我不能承担这个历史责任。”

林夏的声音中透露出深深的疲惫与委屈，“就在下班前，局里突然召开会议，宣布进行科室调整。说我‘缺乏沟通协调能力’，直接将我调到了地下室的档案室，而工程科长的职位则由王局长从外单位调来的一个亲戚接任。”

听着妻子在电话那头的无助与绝望，我感到一阵深深的无力与愤怒。我知道那个王局长，王德发，调来市城建局不到一年，行事霸道无理，坊间关于他插手工程的传闻从未间断。但我没想到，他竟然嚣张到在光天化日之下，为了掩盖不合格工程，直接免掉了一个坚持原则的业务骨干。

我强压住心头的怒火，轻声安慰她：“没事的，大不了不当这个科长了，咱们至少晚上能睡得安稳。等我回去再说，好吗？”

挂断电话后，我深吸了几口气，揉了揉僵硬的脸颊，重新面对饭桌。

“家里有点急事？”李正国看着我，眼神虽然平和，却透露出一种洞悉一切的锐利。

“没事，李老师，就是家里的一点琐事，孩子闹脾气呢。咱们接着说秸秆的事……”我勉强挤出一个笑容，拿起筷子准备挑面条。

李正国并未动筷。他静静地注视了我几秒钟，那目光仿佛能穿透我的伪装，包厢里安静得只能听见窗外淅淅沥沥的雨声。

“陈平，你当年在党校写毕业论文时，因为一个数据核实不到位，被我当着全班的面批评了半个小时，你当时梗着脖子跟我争的样子，我至今记忆犹新。”李正国缓缓开口，声音虽不高，却带着不容置疑的威严，“你不是一个会因为孩子闹脾气就手抖的人。刚才你接电话时，手背上的青筋都暴起了。”

我愣在原地，拿着筷子的手停在半空。他轻轻叹了口气，将面前的面碗往前推了推，彻底放下了筷子，身子微微前倾：“到底怎么了？说实话。”

望着老领导那双深邃而严肃的眼睛，我心中的防线瞬间崩溃。我没有夸大其词，也没有情绪激动地煽动，只是平静地、原原本本地复述了林夏在电话里所说的一切。从南城防涝项目的管材问题，到她拒绝签字，再到下班前突如其来的免职和人事调整。

我说得很慢，李正国听得很专注。随着我的讲述，他原本平和的面容逐渐变得冷峻。他没有立刻说话，而是习惯性地用手指轻轻敲击着桌面，那是他在思考极度严肃问题时特有的动作。

“南城地势低洼，每年夏天都内涝严重，这是市里的重点民生工程。”我苦笑了一下，眼眶不禁有些湿润，“林夏为了这个项目，连续两个月没有休息过一天，天天泡在工地上。她总说，地下工程是城市的良心，良心坏了，城市也就完了。可现在，良心又值几个钱呢？”

李正国依然沉默着，但敲击桌面的手指突然停住了。他的眼神变得异常冷冽，仿佛一把出鞘的利剑。

他没有对我的感慨发表任何长篇大论的评价，也没有说半句安慰的话。他只是定定地看着我，语气平静得让人心悸，问了一句：

“哪个局？”

“市城乡建设局。”我轻声回答。

李正国点了点头，伸手拿过放在一旁的黑色公文包，从里面掏出手机。他没有回避我，直接拨通了一个号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