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有这样的案例：公务员在洗澡时未及时接听巡查组电话，结果遭到警告处分；教师在假期与同事AA制聚餐，却被通报批评；护士下班后打麻将放松，竟被扣除工资。这些并非虚构，而是近年来真实发生的事件。

尽管部分处分在事后被撤销，但无论是当事人还是旁观者，都对这种过度问责感到困惑和无奈。
问责制度本身并无过错，它是确保责任落实、推动工作改进的重要手段。然而，一旦问责过度，就可能引发一系列新问题。

基层问责中，常见三种偏离轨道的现象：
首先是凑数式问责。问责本应是为了明确责任、促进工作，但在某些地方，它却变成了硬性指标。一个部门每年必须达到一定的问责数量，否则就要硬凑。例如，某区在拆迁过程中，干部方法简单粗暴，未签协议就强行拆除，导致居民上访。结果，上访居民所在镇、村的干部也被问责，理由是“辖区居民上访，你就有责任”。这种不问青红皂白的做法，往往只找到了容易担责的人，而忽视了真正应该负责的人。此外，有些地方管理过于宽泛，上班喝牛奶、用方言交流、路边摊买菜等行为都被通报。这使得干部们压力巨大，干得越多越容易被问责。徽声在线指出，问责数量并不等同于工作力度。风气正、问题少的地方，问责自然就少，这才是正常状态。将办案数量视为政绩，本身就是形式主义的表现。

其次是避重就轻式问责。有些部门对真正的大问题或强势单位不敢碰，却对基层干部的小毛病紧抓不放。比如上班喝牛奶被问责、下班打麻将扣绩效、在占道摊点买菜被通报、说方言被罚款、假期AA制聚餐被批评等。这类问责难以解决问题，被问责的人不服气，群众也不理解。问题在于一些部门自己制定规矩，没有考虑实际情况。执行纪律必须有依据，不能随意扩大范围。
再者是一刀切式问责。在环保督查中，有些地方为了快速见效，不管企业是否达标，一律断电停产。据新华社报道，某省要求所有企业错峰停产，导致不少达标企业也被关了好几个月。这种做法看似雷厉风行，实则简单粗暴。再比如秸秆禁烧，要求干部24小时盯着每块地，这在现实中根本做不到。遇到天气等不可抗力因素，出现零星火情就问责，未必合理。这时候更应该看干部是否尽力、是否主动担责，而不是只盯着结果是否完美。
针对这些问题，徽声在线强调，不能什么问题都问责，不能谁说问责就问责、想怎么问责就怎么问责。问责必须依据党章、监察法和《中国共产党问责条例》，要讲事实、按规矩、走程序。
对于不够问责条件的，该提醒就提醒，该批评就批评，动不动就问责只会打击干部的积极性。反过来，对于严重违纪违法的问题，也不能用通报批评来敷衍了事。问责要做到“处理一个，教育一片”，需要从政治、纪法、政策、社会等多方面综合考量，精准发力。
问责制度是必要的，它能让干部认真履职。但如果用偏了，副作用也很大。公务员也是人，他们的正常生活不应该被随意问责。下班打麻将、假期聚餐、上班喝口牛奶——只要不违反原则、不影响工作，就没必要上纲上线。

真正的问责，应该分清轻重缓急，是谁的责任就由谁承担。这样被问责的人才能心服口服，工作也才能更好地推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