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9日，朱之文在高铁站候车。他刚接到商演和公益演出的邀约，不便透露具体位置，对着镜头说了一句“防坏人得小心再小心”。然后他提到了那通电话：黑粉打来求和了。他的回应很干脆：不同意。

让他拒绝的，不只是过去几个月被搅黄的十几场演出，是他在这通电话里听出了另一层东西。那些人求和的时候，大概以为朱之文要的只是一个“停手”的姿态。但朱之文说出来的事，比“举报”本身要具体得多：他们打着举报我的名义募捐，募捐来的钱他们几个分了，属于违法行为，已经持续好几年了。证据已经交到公安机关，正在等消息。

“举报经费”：一个用来收钱的由头

界面新闻在10月底的调查里把这个套路拆得很清楚。

黑粉先在短视频平台上发布拨打12345举报朱之文的录音，用“你看我真的在举报”来吸引不明真相的网友进群。人进了群之后，话术就换了：“举报大衣哥需要经费。”打印材料、跑腿、邮寄文件，名目听起来很具体，钱收得也就顺理成章。

朱之文的代理律师杨安明向媒体曝光的群聊截图显示，群内确实以这些名义发起过筹款，金额是4050元。钱凑齐之后去了哪里，今日头条一篇分析写得很直白：“4050元到手后，群主转头拿去吃喝玩乐。”还有“黑粉头子”把举报做成了流量生意，靠直播打赏赚钱，“朱之文的演出黄一场，群里就多一轮情绪亢奋，直播间就多一波看客”。

举报在这里不是一个“目的”。它是一个维持群活跃度的燃料，是一个让群成员持续掏钱、持续打电话、持续把截图发回群里“交作业”的理由。朱之文在高铁站说的那句“钱被他们几个分了”，指向的就是这个结构：收钱的名目是公共的，花钱的去处是私人的。

求和为什么来得这么晚

从“举报”到“求和”，中间隔着朱之文的一次转身。

今年秋天之前，朱之文对这些事的处理方式，身边人都知道。界面新闻的报道里，他2023年就起诉过一个带头举报的人，最后在法院庭外调解，对方写了保证书、按了手印，说不再举报了。“没想到他就停歇了两三个月，之后又开始攻击我”。保证书没有挡住下一轮举报，庭外和解没有换来真正的停手。

真正让求和电话出现的，大概不是良心发现。10月底到11月初，朱之文做了几件之前没做的事：报警，请北京的专业律师，把几大箱公证过的证据交到单县派出所。律师在提交材料时给出的定性是，“相关人员已涉嫌诈骗罪”。当“举报”这门生意的法律成本从“写保证书”变成“涉嫌诈骗”，求和才成了一件需要被考虑的事。

朱之文没有接受。他在高铁站说的那句“不同意”，不是情绪化的赌气。一个被同样一批人反复举报了六七年的人，在对方第一次面临刑事风险的时候选择“算了”，等于告诉所有人：这门生意的成本，还是太低了。

警方已经受理，但“劣迹艺人”这四个字从来没有被官方确认过

朱之文交给警方的证据，指向的是募捐骗钱这条线。这是他这次拒绝求和时自己强调的重点：举报的内容是假的，但借着举报收的钱是真的。

与此同时，另一条线上有一个事实需要被放在这里：文旅、税务、网信等任何主管部门，从来没有出过一份认定朱之文是“劣迹艺人”的官方文件，他名下也没有任何行政处罚记录。黑粉群统一话术里那顶“劣迹艺人”的帽子，在官方口径里找不到对应的东西。但一场接一场的演出，就是在这顶帽子被反复抛出来的过程中被叫停的。

朱之文现在在等警方的消息。求和电话被他挂断了，那4050块钱去了哪里、分钱的人是谁、持续几年的“举报经费”累计到了什么程度，这些问题不再由他在高铁站对着镜头回答，而是交到了办案民警的手里。他说“防坏人得小心再小心”。一个被同一套把戏缠了六七年的人，在对方第一次真正感到疼的时候没有松口，这大概就是他所说的“小心”里，最实在的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