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2年8月26日深夜，北京301医院，97岁的刘英躺在病床上，身边是女儿和儿子。她的声音已经很轻，只说了一句：“我想你们的爸爸了。”23时许，这位走过长征、外交和人生风雨的老人，安静地离开了人世。

她念叨的“爸爸”，正是张闻天。两人共同生活四十多年，经历过战场上的颠簸，也经历过政治风云中的沉寂。对刘英来说，这声呼唤不是临终前的偶然感伤，而是一个陪伴了大半生的名字。

1935年2月底，红军第二次占领遵义。队伍稍有喘息，刘英跟着几名战友上街走走，张闻天迎面走来，邀请她到住处坐坐。那时的张闻天刚在遵义会议后承担重要领导工作，却没有摆出任何架子。

屋里生着炭火，警卫员端来一碗醪糟。张闻天显然提前交代过。两人原本相识多年，刘英在莫斯科读书时听过他的课，到了中央苏区后也常有来往。可那天谈着谈着，气氛却忽然安静下来。

张闻天斟酌着说：“我们互相了解，希望不仅做一般的同志。”刘英没有料到他会这样表白。她当时正把全部心思放在行军和工作上，便回答：“我早有打算，五年不结婚。”

话说得干脆，心里却并不平静。回去路上，她想起张闻天在莫斯科讲课时的沉稳，也想起自己初到苏区、人生地不熟时，张闻天打电话叫她俄文名字的情景。长征途中，他还常让警卫员照顾她，把能找到的好东西送来。

许多细节，平日里并不显眼，到了那一刻却一件件浮了出来。刘英后来回忆，她曾不断提醒自己，现在不是谈婚姻的时候。但“敬爱”与“亲爱”之间，往往没有明确的界线，感情是在共同生活中慢慢发生变化的。

长征到达陕北后，生活条件逐渐稳定。张闻天又问：“这下有了家，可以吧？”刘英这次没有拒绝。两人没有操办仪式，也没有大宴宾客，只是把行李放到一起，便算正式成了家。

婚姻并没有把他们带入一条平坦道路。张闻天后来离开了最高领导岗位，刘英也从“身边人”变成了陪伴者。夫妻俩在窑洞前种草莓、下围棋，日子看似平常，背后却有政治处境变化带来的压力。

有意思的是，刘英并不把婚姻理解为“夫贵妻荣”。张闻天担任驻苏大使后，夫妻于1951年抵达莫斯科，直到1954年回国。按当时的工作安排，两人原本各有专车，张闻天提出撤掉刘英的专车，一家人共同使用一辆车，她也没有异议。

外交场合中，刘英知道什么时候该出面，什么时候应当退到一旁。她协助张闻天处理事务，却不把自己看成外交活动的主角。对她而言，驻外生活不是享受待遇，而是完成一项工作。

家庭关系也有特殊的历史背景。张闻天此前已有两个女儿，革命年代长期分离，孩子们与父亲见面的机会很少。刘英后来生下儿子张虹生，孩子同样经历过寄养和分离。多年以后，一家人在北京重新团聚，刘英热情接待继女，也把儿子接到身边。

1959年以后，张闻天逐渐把主要精力转向理论研究和调查。刘英一度有疑惑，也有委屈，却没有把这些情绪变成对丈夫的否定。她陪他查资料、下乡走访，帮忙整理笔记。到了广东，张闻天身体不好，仍坚持写作，买菜、做饭、洗衣和照料病人的事情，便多由她承担。

张闻天高度近视，刘英还要替他誊写稿件。她未必完全理解哲学和经济学中的复杂论证，却认同丈夫笔记里的实事求是和为人民谋利益的追求。信任，有时并不建立在专业知识相同之上，而是在长期患难中一点点形成。

张闻天也一直惦记着刘英。刘英患重感冒时，医生担心传染，要求两人暂时分开，他便在忙完工作后跑到窑洞窗外，捅开窗纸的小孔陪她说话。每月五元津贴，他几乎都拿来给她买鸡蛋，自己吃简单的白菜。

1976年，76岁的张闻天病重。他对刘英交代，自己去世后，要把补发工资和解冻存款交作最后一次党费。那一年秋天，他离开了人世。刘英带着遗稿回到北京，开始整理出版张闻天留下的文字。

此后的许多年，她撰写回忆文章，协助编辑《张闻天选集》《张闻天文集》等资料，还参与年谱和传记的整理。她常提醒家人，关于张闻天的文章要尽量少由子女执笔，因为“儿女写父母，永远没有说服力”。

到了高龄，刘英仍能准确讲述遵义会议、会理会议和西安事变等历史细节。有人来向她了解老一辈革命者的性格和往事，她会反复核对时间、地点与人物关系，不愿为了故事好听而添枝加叶。

2002年8月26日，她在病床上念起张闻天。那段共同走过的道路，终于在一句简短的话里显出全部分量：“我想你们的爸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