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年前，于和伟面对《新周刊》的采访，说出了他对新锐的理解，“不浮华，却极有态度，就像当下的一种挣扎”。10年后，他三获白玉兰奖，获得赞誉无数，还是坦承“挣扎仍如影随形”。

在观众的眼里，站在高台上舞枪的于和伟虎虎生风，那一刻他便是曹操；沉吟着“若一去不回，便一去不回”的隐秘战线的英雄，他演出了吴石的大义；即便没有一身腱子肉的粗粝，人们也觉得他就是史强。甚至有人开玩笑，“如果于和伟不像史强，那就是大刘的错”。

他的挣扎与观众的认知之间似乎形成了些许错位：一个演什么像什么的演员，既有扎实的表演功底，又接住了时代泼天的流量，这个坐稳生态链顶端位置的人，在挣扎什么呢？

（图/于和伟微博）

他能够清晰感知自己当下的痛苦和恐惧。自1996年从上海戏剧学院毕业算起，入行整整30年，浮浮沉沉中，他愈加诚惶诚恐。这或许是更强烈的敬畏心，不确定自己还能塑造出多少有新意、有深度的角色，抑或内心荡漾后的澎湃表达欲，在这个充斥着嘈杂声音的当下，对如何恰如其分地彰显自己的态度的探索。

一直以来，于和伟选择了一种看似温和的“坚强”，坚持用自己的方式去创作，以抵抗大火烧荒式的风潮。他从摇摆中脱身，没有被风靡一时的流行迷了眼。这么多年，他说，选戏的标准从未改变：“角色、番位都不重要，只要这个人物能戳中我的内心。”

于是，我们便看到了《纸醉金迷》中的男二号范宝华，那是他放弃男一号魏端本换来的；与大家仰望他塑造的“大男主”不同，他更喜欢自己早年在《岁月》里扮演的小人物吴过；在演过内敛深沉的刘备后，他还有勇气挑战霸气外露的曹操。

以下为于和伟的自述。

对世界的理解，随时随地都在变化

演员的核心差距源于对世界的理解，我对世界的理解，大致以10年为刻度变化着。哲学可能为这些理解的转变提供了底色：凡事不是非黑即白，而是两面皆有。

以世界杯举例，1998年，法国世界杯的那场英阿大战让我印象极深，我本能地同情弱势一方，心里的天平不断摇摆，最终英格兰队输在点球大战上。直到20寸彩电屏幕上出现了电视信号调试图像，我还在盯着它发呆，心里难受，眼泪就流了下来。这时天光大亮，家人醒了问我流泪的原因，我说英格兰队输了，失声痛哭。

（图/《重器》剧照）

它在我的人生里是很重要的一段记忆，那时的我很迷茫，不清楚该做什么，不知道努力的方向在哪里。这股强烈的情绪可能就是当时心境的一种表达方式，也是我们从生活里捕捉的动人瞬间。

今年世界杯，我看到巴西队被淘汰时也落泪了。内马尔伤病在身，这是他最后一届世界杯了，我看到了足球场上的英雄迟暮。或许，这一幕吻合了我当下的心境。对于我来说，世界杯是“以四年为单位的生命记事本儿”，正如我在微博里写的那样，“在之后的岁月你总会想起在那一届的‘世界杯赛’你的生命状态与之息息相关”。

（图/微博@于和伟）

如果非要说根本性的改变，或许是随时随地都在变化，也许在某一刻突然悟了，谁又知道呢？毕竟生活即灵感。演员是生活的相伴者，要敏感，要共情，也要见人、见世界，我常说演员是杂家，涉猎要广，最难得是拥有自己观察世界的角度。

我现在还是常常处在一种“我不知道”的状态里。人生有趣的地方正是“不知道”，古语云，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但是身处信息爆炸的时代，我感觉好像自己“四十更惑”了。毕竟我们虽憧憬未来，但也恐惧未知。人生不是剧本，没有预设好的剧情，不知道它最终会走向何方。

“我不知道”并不代表我漠然，它恰恰是通向“我想知道”的路。正因如此，我永远都对未来的自己保有好奇心和渴求感。我接受自己的不全面，也一直在寻找一种让周遭都舒服的状态。在我看来这不仅是一种美德，更是学着去尊重自己内心的真实感受，期待着安静走入下一个阶段。

用99%的有意识，换取1%的下意识

我认为对表演没有绝对的评判标准。演员的个人修养、表达力和人格魅力都至关重要。至于演什么像什么，我会犹豫该如何定义它，到底这是褒是贬？在当下可能更多是指前者。

就像我当初出演《三体》中的史强，选角消息出来后，不少人都很意外，认为我的外形不符合原著里胳膊粗壮的糙汉史强的样子。但剧播出后，大家改变了看法，甚至开玩笑说“如果于和伟不像史强，那就是大刘的错”。

表演于我从不止于单纯的形似。演员不是孙悟空，无法“72变”随意变化形态，外形只是面具，但面具之下的演员，要真正赋予人物独一无二的灵魂。人，才是最复杂的，既然这辈子注定我是个演员，那么我终生都是在探索人性。

每次出演新角色，我常常会自问，如果是我（面对角色的处境），会做出怎样的选择？在规定的情境里，我将怎么讲这个故事？我要把自己打开去寻找他，不断靠近他。我发现角色身上也有自己的影子，我要去成为他，努力相信自己就是他，最终替代他。

替代他，是我心底最渴慕的创作状态，全然自由，亦是可遇不可求的。

低调、踏实、严谨、努力，是于和伟作为演员的基本信念。（图 / 由被访者提供）

正如表演行业有句话，“用99%的有意识，换取1%的下意识”。我记得在拍《大军师司马懿之军师联盟》时，我扮演的曹操站在高台上舞枪，进入忘我之境，后来《觉醒年代》中的陈独秀、《沉默的荣耀》中的吴石将军，我在拍摄过程中也曾抵达“人戏合一”的状态。我觉得，表演需要描摹剧情和人物命运的脉络走向，也要袒露真实的感性，理性与感性交融就是表演最幸福的时刻。

这些年，大家能够接纳我塑造的人物和我在人物表达上的演绎方式，我很幸运。我谈不上取得了多高的成就，我的努力和作品有幸被大家看见，这已然不易。所以我一直格外珍惜这份幸运。

女儿曾问我，为什么热爱演员这个职业。我给出的答案是，生命终会落幕，如果多年后我不在了，还有人看我的作品、能够跟角色共情，不就相当于我依旧在与观众对话吗？或者，如果有一天女儿能陪我看20年前我拍的片子，我跟当年的自己对话，这不就是做演员的意义吗？一部好作品的生命力，就在于它能够跨越时空阻隔被反复回望，这也是文艺工作留给时代的回响。

（图/微博@于和伟工作室）

所以经过30年的艺术实践，我对文艺工作始终心怀敬重。我们从业者也愿意接受来自各方的合理意见，但是对于网络上出现的没有根据的指责和攻讦，我的内心会起波澜，经常感到遗憾和无奈。就好比食客可以对菜品给出合理评价，如果没有品尝就给差评，其实是一种不尊重。

幸好我比较坚强。坚强是我主动做出的一种选择——坚持以怎样的姿态去创作，拿出怎样的作品交付给观众。对于这一点，曾经的我也曾被潮流裹挟着摇摆过。大概15年前，国内文娱行业发展还不够成熟，一些流行文化蜂拥而起，制造了一批速成的、粗制滥造的作品，纵然品质堪忧但依然有不少追捧者。我几经考量，还是决定守住创作的本心。

这是文化发展不断从青涩走向成熟的过程，现在有一点我很骄傲：人们越发重视文艺的价值。这也解了我多年前的困惑：1992年，我离开东北去上海求学，这么多年过去，我曾经纠结过背井离乡做演员到底值不值得，如今回头看，我无比庆幸自己当初做出了这个选择。

需要时时刻刻有一个“蓬勃的动力”

当初离开家乡远赴上海，坐到火车上我难过地哭了，还不想被对面的人发现。那是远赴他乡的迷茫和难过。

多年后，我一有空就回到抚顺老家，喜欢搬个小板凳坐在姐姐小卖店的门口，一坐一下午，盯着形形色色的路人看。此时，我依然不想被他们发现，偶尔有人看我眼熟，就问我姐姐这是不是于和伟，姐姐总能帮着遮掩过去。那一刻的自在松弛，已经很难得了。其实，我走在路上遇到有观众礼貌地跟我确认身份或简单问好，我都大方回应，这种保有边界的相逢是最舒服的相处方式。

2026年播出的电视剧《八千里路云和月》剧照，于和伟在剧中饰演田家泰。

演员期待来自台下的认可，这是刻在这份职业基因里的本能。早年我与李雪健老师搭档出演《搭错车》，李雪健老师是男一号，我是反一号，剧播出后，我特意跑到菜市场的一座高楼上，笑眯眯站着，希望有人能够认出我。如果没有被认出来，我也会失落。

当下我们身处流量的时代，有些边界渐渐变得模糊不清。那些没有边界的不理智追星行为令人恐惧，多数时候我选择缄默，但如果个人空间长期被过度压缩，我也会担忧。演员一旦难以自在地扎根真实生活，会慢慢丧失感知力，表演能力也会随之枯竭。

另一种痛苦来自我自己内心的挣扎，当我收到大量赞誉的时候，它就会钻出来。我是个普通人，会因为赞誉而欣喜，但理性的声音告诉我，人不管多热闹，都会慢慢地趋于平静和安静的状态。我需要提前让自己进入那个状态，让自己为即将到来的平静和安静做准备，而不是焦虑。所以，每每走到此刻，我的心态就好比“花无百日红”，将来有一天我还是可以自洽的。

（图/《森中有林》剧照）

重回平静后，我还要继续向前走，这个时候我思考的是如何继续塑造出有新意、有深度的角色。人不可能没有痛苦，学会化解痛苦才是最牛的。在获得了阶段性满足之后，追求一切归零并不是坏事，我需要时时刻刻有一种蓬勃的动力，哪怕我外表很平静。

挣扎的状态，依旧出现在我的创作里，就像10年前我说过的“不浮华”，浮华无处不在，看到浮华才能明白本真。那就需要我们去做一点不一样的事情，和一些有态度的事情，这在现在或多或少都会产生一点震撼。这份坚持，无论放在哪个时代都难能可贵，尤其当下有态度往往需要跨越更多阻碍，需要付出更多努力才能向前走一点点，但能挪一点是一点。

入行30年了，想象一下，刚入行的自己见到现在的我可能会很感慨，特别想活成如今的样子。现在的我也会对过去的自己说，小伙子，你足够幸运，带着这份幸运继续踏实努力吧。至于对30年后的我，我可能会说一句，希望你已经拼尽全力。

题图 | 由被访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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