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山

“我生不逢时。”谁能想到，这样一个感慨竟出自在逃22年的杀人凶手刘永坤之口。

原本以为热播剧《悬案》的精华已在第一个故事中展现无遗，没想到第二个故事《卞记旅馆灭门案》带来了别样的精彩。剧中，刘永坤所处的时代正值改革开放高速发展期。在那个时期，竞争远没有如今这般激烈，即便没怎么上过班，也能有饭吃；即便学历不高，也有上升的空间；甚至凭借写小说，还能收获名利。按说，他赶上了如此好的时代，该是幸运的，可他为何会发出“我生不逢时”的感叹呢？然而，恰恰是这句看似矛盾的话语，凸显了剧集的真实感，也让人不禁感慨：这明明是一部年代剧，却仿佛被当成了刑侦剧来品味。

当下，越来越多的年代剧将过去简单化为“只要敢闯，就有机会”的单一叙事。在这样的背景下，刘永坤的故事就显得格外独特，别有一番滋味。在时代向前飞奔的浪潮中，有一批小镇青年，他们迷茫、无奈、挣扎、惶恐。他们既挣脱不了旧环境的束缚，又无法融入新环境，新旧环境之间的张力不断增大，让他们陷入困境。刘永坤便是其中之一，他曾经做出了错误的选择，等到看清正确的道路时，却已经失去了重新选择的机会。英国作家王尔德曾说：“每个圣人都有过去，每个罪犯都有未来。”当我们借刘永坤的故事回看来时的路，瞬间就会被剧中的悲悯情怀所击中。

两个普通人是如何走上犯罪道路的？

在剧中，刘永坤是上世纪80年代常见的小镇文学青年形象。他热爱读书，具备一定的才华，也因此受到周围人的尊重。改革开放初期，中国的许多村镇是典型的“熟人社会”，流动性小，人与人之间彼此熟悉。这种社会环境虽然稳定，但机会却十分有限。依据“万元户”等传闻，年轻人将外界想象成遍地黄金的乐土，可他们却找不到通往外界的道路。

刘永坤的情况有些特殊。他家是外来户，又热爱文学，这使得他更具独立意识，处于一种“半脱嵌”的状态。所谓“半脱嵌”，指的是社会行动者在转型过程中，部分脱离了传统制度、道德、关系的束缚，但并未完全切断联系，处于一种“既疏离又依存”的过渡状态。这种状态给他带来了两个后果：一方面，他特立独行，因迷上赌博而欠下近5000元赌债，要知道，他当时一年挣不到1000元；另一方面，同村人视他为“文化人”“见过世面的人”，比如他的犯罪同伙汪向前，便对他言听计从。

在赌债的巨大压力下，刘永坤与汪向前决定到小镇抢劫。刘永坤甚至花掉了二人几乎所有的钱，直到没钱交旅馆房费，二人才被迫动手。这一行为固然有胆怯的因素，但更重要的是，刘永坤试图完成一个以自己为主角的故事。只有将抢劫行为解释成“不得不如此”“对方也是坏蛋，我在为人间除恶”，在他看来，“作恶”才成为一种可选项。这种心理与陀思妥耶夫斯基《罪与罚》中拉斯柯尔尼科夫杀放高利贷的老板娘的情节有相似之处。停电、半夜来人、床塌了等情节，都构成了故事的情节要素，折射出人性中善与恶的激烈博弈。最终，二人残忍地杀害了四名无辜者，却几乎没有收获，只抢走一枚金戒指。

刘永坤与汪向前在犯罪后又采取了相似的“心理脱罪”路径。刘永坤认为汪向前在关键时刻递上锤子，就是在拉他下水，他只是“一时糊涂”；而汪向前则认为刘永坤私吞了金戒指，自己却“什么好处也没得到”，他没有声张，可见自己是个“好人”。这种自我辩解的心理，反映出他们在犯罪后的复杂心态。

从“固体”到“液体”：时代转型中的身份困惑

从传统社会到现代社会，是一个从“熟人社会”向“陌生人社会”转型的过程，更形象地说，是从“固体”到“液体”的变化过程。在传统社会，“我”如同固体一般清晰，由各种关系来决定。比如，在家族中，根据辈分、血缘关系确定自己的地位和角色；在村落里，依据邻里关系、职业关系等明确自己的身份。然而，一夜之间，性格、文化、信仰、人品等似乎都成了“你自己的事”，人与人之间更多地靠能力组合。“我”被迫生活在多个场域，在不同的身份中不断切换。在这家单位，我可能是兢兢业业的“好人”；在那家公司，我可能因为竞争压力而做出一些不太光彩的事，被视为“坏人”。“我”变得如同液体一般难以定性，也因此，现代人再难挣脱“我是谁”所引发的纠结。

刘永坤试图回归“固体”状态。当他成为知名作家后，他想办补习班，希望通过自己的知识和经验帮助更多的人。然而，家长投来的嘲讽目光，让他“知识改变命运”的劝告瞬间土崩瓦解。在剧中，迷茫的不只是刘永坤。还有坚信“凶手探测器”能破案的两名神汉，他们想象着警方的赏金“能解决我多少问题”，将破案的希望寄托在虚幻的迷信上；还有腰缠万贯的周厂长，除了豪赌、收账，他不知道自己还能做什么，在财富的包围中迷失了自我；还有总被人无视的服务员甘翠娣，一次次把逃走当作解脱，竟与神汉之一产生“真爱”，在寻找自我价值的过程中陷入迷茫。这些迷茫的人在上世纪80年代普遍存在，但如今他们的人生与过往却鲜少被人提起。

看到警方通缉令上的画像后，刀匠二保子开始怀疑刘永坤。然而，刘永坤却先发制人，指认画像上的人是二保子。二保子忙于自证清白，立刻放弃怀疑。在熟人社会中，刀匠处于权力差序中的低位，怀疑处于高位的刘永坤，意味着“大不敬”。刘永坤再次轻松过关，但这也“套牢”了他。他意识到，只有缩进旧环境，才能获得安全。所谓转型期，并非是从甲地到乙地那么简单，而是“范式”的迁移，即社会规则、认知方式、公共语境、行为标准等方面的全面改变。没有人能脚已经迈进新环境，脑袋却还留在过去。游走在“熟人社会”与“陌生人社会”之间，刘永坤筋疲力尽。所以当警察最终抓捕他时，他才会喊出：“我一直在等你们。”

使命感：超越转型之困的关键

与刘永坤凌乱的人生相对照，剧集刻画了两代警察的不懈努力，也揭示了全剧的主旨：靠使命感超越时代转型之困。在“卞记旅馆灭门案”案发时，李感刚从警校毕业，第一次出犯罪现场，就因无法忍受血腥而呕吐，让老警察产生“他干啥都不灵”的印象，安排他去做闲差。可他还是出错，他把指纹卡片中“已看过的”与“未看过的”搞混了，影响了全组的工作进度。

但前辈陆敏学看到了李感的闪光点。为了破案，李感下班后骑自行车四处张贴通缉令，一口气跑出10公里。没有强烈的使命感支撑，谁会做这种费力不讨好的事？为了培养李感，陆敏学在火车站考验他，问他能否在10秒钟内说出火车从哪边来。李感说不出，陆敏学点化他：这么多人等车，大家都朝哪个方向看，火车就从哪边来，当警察一定要学会观察。李感表示受教，陆敏学又补充了一句：“所有火车都靠右进站。”这暗示着真相从来是多元的，观察与常识并重。

专案组的鲁志丰是老警察，但也是第一次遇到这样的恶性案件。当时他正准备结婚，在公事与私事之间，他义无反顾地选择了前者。随着案情进入胶着阶段，受害者的姐姐又患上绝症，急需钱治病。深感自责的鲁志丰最终自掏腰包，买下凶宅。他的行为体现了警察的责任感和使命感。

22年匆匆过去，李感、陆敏学、鲁志丰等也在经历社会转型的冲击。但他们之所以能保持定力，顺畅地完成从“熟人社会”到“陌生人社会”的过渡，恰好说明信仰依然重要。发现自我只是第一步，把握自我才具有决定性意义。他们凭借使命感，在时代的浪潮中坚守自己的职责，为社会带来正义和安宁。

曾经的惶惑：烛照今天的你我

时代巨变，无数小镇青年实现了转轨。他们从原有的环境、身份中挣脱出来，历尽艰难又重新找到自己。即使是闭门写作的刘永坤，也取得了不错的成绩。他从乡村进入小镇，有了相对稳定的工作，在文坛还有了一定名气。如果能预知结果，谁都能明白：原来这么做就能成功。可时光无法倒流，很多人会经历“有欲望却无法实现”“很努力却不被承认”“因不知未来会如何而特别恐惧”的阶段。刘永坤偏偏在起步时就走错了，给自己埋下了“定时炸弹”，此后他朝夕担忧。

在法庭上，刘永坤突然翻供，试图把杀人的责任推给汪向前。他依然心怀侥幸，依然缺乏勇气。当一个人的道德思考被局限在“为自己辩护”的层面，他注定无法写出真正的自己。在律师面前，刘永坤哀叹，如果没有那段经历，他会更成功。因为很多事他不敢写，且怕成名后被更多人关注，导致罪行败露。其实，他只是找了一个更具悲剧意味的借口，让自己的故事看上去更美。

和刘永坤相似的是，很多现代人都试图把自我创造出来的“我”当成真的“我”，套入故事语境，赋予平淡日常以戏剧性，引身边人羡慕，甚至想借此获得操控他人的可能。这种行为是值得警惕的。它让我们迷失在虚幻的自我认知中，忽略了真实的自我和生活的本质。

有心的观众会从《悬案》中看出小镇经历的转型与变化。曾经的那些惶惑，如同明亮的烛光，烛照着今天的我们。时代不断向前，转型仍在进行，我们该何去何从？也许，我们在剧集中能找到属于自己的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