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年前，楼上住户开始频繁往下泼脏水，我的生活因此变得一团糟。

站在窗前，望着亡夫留下的那把老藤椅，上面沾满了肥皂沫，水滴一滴一滴地往下淌，仿佛在诉说着无尽的委屈。

三年后的今天，我静静地坐在招考处门口的台阶上，背包里装着三十二份精心整理的记录，纸张的边缘已经因为频繁翻阅而翻卷起毛。

我能清晰地感受到自己的心跳，一声比一声沉重，仿佛在预示着即将到来的风暴。

一片梧桐叶悠悠地飘落下来，轻轻地砸在我的脚边。

我深吸一口气，站起身来，毅然决然地推开了那扇门。

今天，我要让他知道，做错事终究是要付出代价的。

01

我的丈夫是在前年春天离开的，因肺癌去世。从确诊到离世，前后不过短短四个月的时间。他走的那天晚上，紧紧拉着我的手，用尽最后的力气说了三个字：“守住它。”

他所说的“它”，指的就是我们现在住的这套房子。

这是一套七十平米的老旧房子，位于二楼的东头，采光一般，但阳台朝南，晾晒衣物倒是挺方便的。

年轻时，我们刚结婚，为了买下这套房子，整整攒了五年的钱。

搬进来的那天，丈夫兴奋地在阳台上种下了两棵栀子花。

他说：“等花开了，咱们的日子就会越来越好的。”

如今，栀子花已经开过十五回了，可他却永远地离开了。

丈夫出殡后的第七天，我站在阳台上收拾他留下的旧物，楼上突然传来哗啦一声，紧接着一大盆水从天而降，将我淋了个透湿。那水泛着灰白色，带着一股刺鼻的洗衣粉味。

我抬头往上看，只见楼上的阳台探出半个身子，是王秋生。他见我抬头，迅速缩回脑袋，还丢下一句：“寡妇门前是非多，我看你这破屋子，也该卖了。”

就这样，我和王秋生之间的梁子算是结下了。

其实，三年前他家厨房就漏过水，把我家的天花板泡出了一大片黄渍。

我上楼去敲门，他老婆宋秀娥连忙道歉，并承诺马上修理。

而王秋生则坐在沙发上，翘着二郎腿，电视声开得震天响，眼皮都没抬一下。

后来，他赔了我两百块钱。

虽然我收下了钱，但还是忍不住说了几句难听的话。

我这个人，向来嘴上不饶人，心里也爱记仇。

王秋生大概没见过一个寡妇敢跟他顶嘴，从那以后，他就开始变本加厉地折腾我。

他的折腾方式很简单，就是不停地往下泼水。

有时是洗拖把的水，有时是倒剩菜的汤，还有时是泡过衣服的肥皂水，隔三差五就往下泼。

有一回，我在阳台晒被子，一盆黑乎乎的拖地水突然泼下来，棉被吸了水，沉得我根本拖不动。

我站在阳台上，手抖得厉害，半天都没能缓过神来。

女儿刘蔓那会儿刚毕业回来，看到她晾在阳台上的衣裳全是黄渍，气得直掉眼泪。

她劝我：“妈，咱们报警吧。”

于是，我报了警。

第一次报警，出警的民警是个年轻人，态度挺好的。他上门看了看情况，拍了照，然后去楼上跟王秋生说了几句。

王秋生则笑嘻嘻地说：“哎呀警察同志，我洗东西手滑了，真不是故意的。”

第二次报警，来的民警听说是邻里纠纷，只是劝了几句就走了。

第三次报警，派出所那边直接告诉我：“这种事你们自己协调吧，实在不行就去街道办调解。”

无奈之下，我只好去了街道办。

调解员是个三十来岁的女人，她笑眯眯地给我倒了杯水，说：“刘老师啊，你们两家是楼上楼下的邻居，低头不见抬头见的，各让一步，海阔天空嘛。”

我反驳道：“我已经让了三年了，他泼了三年水了，我还能往哪儿让？”

她问我：“那你说怎么办？”

她无奈地表示：“我们又不能因为泼水就把他抓起来。”

我坐在那把塑料椅子上，看着墙上挂着的“邻里和谐”四个大字，突然觉得自己就像个笑话。

那天晚上回到家，我从抽屉里翻出一本没用过的硬壳笔记本，在封面上郑重地写下一行字：“泼水账”。

翻开第一页，我认真地写下：“某月某日，上午十点一刻，楼上泼下一盆洗衣水，灰白色，无杂物。阳台晾晒衣物三件，全部淋湿。备注：无。”

从那天起，我开始认真地记账。

一笔一划，工工整整地记录下日期、时间、水的颜色、有没有杂物、毁了什么物件以及有没有人证。

这本子上的每一个字，都是我熬出来的。

刘蔓曾经翻过我的本子，看了一页就合上了，红着眼眶说：“妈，你记这些干什么？”

我坚定地告诉她：“你妈这辈子没干过亏心事，也没吃过什么大亏。王秋生泼了我三年水，我就记他三年账。老天爷要是长了眼，这笔账总有个算清的时候。”

那时候，我还不知道老天爷什么时候会开眼，但我相信它迟早会开的。

02

真正让我知道王秋生为什么如此嚣张的原因，是梁叔告诉我的。

梁叔住在一楼，已经七十一岁了，退休前在物资局开车，跑了大半辈子的长途，什么样的人都见过。他和我公公是老朋友，平时在楼下碰了面，总爱聊上几句。

有天傍晚，我买菜回来，梁叔坐在楼门口的藤椅上摇着蒲扇。他见了我，压低了声音说：“美玲啊，你还在跟楼上置气呢？”

我笑了笑，没有说话。

他接着说：“你听叔一句劝，别硬碰硬了。”

原来，王秋生的小舅子在街道办当副主任，专门负责信访调解那一摊子事。

我往上递的那些投诉材料，怕是全被他给压下来了。

我心里咯噔一下，嘴上却硬着说：“他又不能一手遮天。”

梁叔拍了拍扇子：“遮不遮天的我不敢说，但人家在那一亩三分地上说话，比你管用多了。你要真想把事情闹大，等他再泼的时候，多找几个人来做证，别一个人扛。”我站在楼门口，手里攥着菜袋子，指甲隔着塑料袋掐进掌心，闷闷地应了一声。

回到家，我没开火做饭，坐在客厅里发了很长时间的呆。

墙上挂着亡夫的照片，他在照片里笑着，穿着那件灰色夹克，嘴角微微一歪。

我看着他，委屈地说：“老刘啊，你说这世上怎么有这么欺负人的？”

照片里的人没有回应我。

窗台上，我晒着几件刚洗的衣裳。

突然，阳台上方传来一阵哗啦啦的声响，又是一盆水从天而降，把我那几件刚晾上去的衣裳浇得透湿。

那水颜色发黄，带着一股淘米水的酸味。

我站在阳台上，看着脸盆里的水滴还在哗哗往下淌。楼上传来王秋生哼小曲的声音，调不成调，却得意得很。

我回到屋里，翻开笔记本，又认真地记了一笔。

日期、时间、水的颜色、毁了什么……

写完，我坐在那把旧藤椅上，摸了摸藤条上裂开的口子。

这藤椅是丈夫生前最爱的物件，他总说这椅子跟了他二十年，比儿子还亲。

今晚，我坐在里头，听着楼上天花板一墙之隔的地方传来的脚步声、笑骂声和电视里的哄笑声，没有掉一滴眼泪。

不是不难受，而是难受久了，人就变得麻木了。麻木了，反而更清楚自己要做什么。

那阵子，刘蔓张罗着要搬家，说她在学校附近看了套房，虽然小了点，但离单位近，环境也好，最关键的是不用再受楼上那份窝囊气。

我坚定地告诉她：“你的好意妈心领了，但这套房子是你爸留给我的念想，我不走。”

她说：“妈，你这是死心眼儿。”

我认真地说：“这不是死心眼儿，这是底线。你爸临终前让我守住这儿，我要是搬了，就是连他给我的最后那句话都守不住了。”

刘蔓没有再多说什么，只是抱着我，脸贴在我的肩膀上，热乎乎的。

后来，她每天早上出门前，都会帮我把阳台上容易打湿的东西收进屋里。

她说：“妈，我拦不住他泼水，但我能让你少损失点。”

我把这些记在心里，没有说出口。这个女儿像她爸一样，心软但骨头硬。

那本笔记本写到第十二页的时候，冬天来了。

天冷后，楼上的水泼得没那么勤了，但隔三差五还是会来那么一盆。

有时半夜两三点，楼上哗啦一声浇下来，水顺着墙根渗进屋里，洇出一片暗色的水印。天冷的时候，水还会冻成冰碴子挂在墙皮上，看得人心烦。

然而，冷却冻不住那本笔记本里日渐增厚的页码。

也是那个冬天，梁叔又一次在楼道里拦住我。这回他说的话让我愣了很久。

他说的不是我，而是王秋生的儿子。

“楼上那小子，你知道吧？在北京念大学，今年过年那会儿他回来，你留意着点儿。他那孩子跟他爹不一样，美玲啊，咱们这一栋老楼，老的老少的少，你别把所有人都看成王秋生那副德性。”

我记下了这句话，但没太往心里去。在我看来，王秋生的儿子再不一样，也是王秋生的儿子，我有什么好留意的？

03

腊月二十八，王博雅回来了。

那天，我正蹲在楼下换院子里的灯泡，王博雅提着行李箱从出租车里下来。他看见我，站住了。

他穿着件深色羽绒服，个子高高的，瘦瘦的，长得像他妈妈宋秀娥，眉目清秀，没有王秋生那股子横劲儿。

他犹豫了一下，叫了声：“刘姨。”

我没应声，手里的灯泡拧到一半，手有点僵。

他又说：“刘姨，我帮你换吧。”

我婉拒道：“不用了，你先回家吧，你爸该等急了。”

他提着箱子上了楼。

我注意到他走到二楼拐角的时候，回头看了我一眼。

那一眼里的情绪很复杂，有愧疚、有尴尬，还有一丝说不出来的歉意。

第二天一早，我开门倒垃圾，发现门口放着一箱牛奶。

二十四盒的纯牛奶，外面套着超市的塑料袋，袋子上没有署名。

我愣了愣，抬头往楼上看了一眼，楼上没有动静。

我把牛奶提进屋，搁在橱柜里，没有拆开。

隔了一天，楼上传来王秋生暴怒的吼声，隔着楼板都听得清清楚楚。

他说：“你胳膊肘往外拐的东西！你是不是又去舔那个寡妇的屁股了？你给我听好了，你要是再敢管老子的闲事，老子连你一块儿收拾！”

然后是宋秀娥低低的劝声，再后来是一声关门巨响，把楼板都震得颤了颤。

我站在锅台前，手里拿着个鸡蛋，愣了好一会儿。那箱牛奶静静地放在橱柜的角落，直到过完年王博雅回北京，我也没拆一盒。

年后有天晚上，我又一次被楼上的动静吵得睡不着。

这次不是泼水声，而是王秋生在打儿子。

我听到一声闷响和一阵压抑的咒骂后，从床上坐了起来。

我听见王博雅比王秋生更低沉的声音传下来：“爸，你别太过分了。”那声音听起来挺平静，却莫名地让人心疼。

刘蔓也醒了，裹着被子走到我房间门口，靠着门框说：“妈，楼上那儿子也怪不容易的。”

我说：“那是他们家的事。”

刘蔓说：“我不是偏袒他们，我是说，他爸是个什么样的人，他心里应该有数。”

过完年，王博雅回北京去了。

我隔了几天在楼道里碰到宋秀娥，她眼圈有点红，手里拎着一袋菜。她看见我，低下头，想说又不敢说。

我没有跟她搭话，侧身让开了路。

走了两步，她突然在背后开了口：“刘姐。”

我站住了。

她顿了顿，声音低得像蚊子叫：“刘姐，我知道我家老王的不是……我拦不住他，我也不敢拦。你……你多担待。”我回头看了她一眼，什么都没说。

一个被丈夫压了一辈子的女人，你跟她说什么都没用。

她怕他。

怕了三十年了，骨子里都怕透了。

我上了楼，回家翻开笔记本。

从去年到今天，总共记了十五笔了。

我拿起笔，在最后一页认真地写下今天的事：“腊月二十八，王家长子返家。”

次日，门口出现一箱牛奶，未署名。

备注：此子与乃父不同，心善。

写完后我自己愣了一下。我干嘛记这个？我不打算记他儿子的好，我只该记他父亲的恶。可是笔写下去的时候，就自然而然地落下了那一笔。

可能是那箱牛奶的缘故吧。也可能是我在小城里当了大半辈子老师，看到好孩子就忍不住替他可惜。

04

五月中旬，天气回暖，社区公示栏上贴出了一张红底白字的通知。

我在菜市场回来的路上，看到一群街坊围着那面墙看热闹，有人指指点点议论着什么。

我凑过去瞥了一眼，心脏突然漏跳了一拍。

通知上写着：部队某航空学院在本市招收应届毕业生飞行员，政治审查从紧，直系亲属无违法犯罪及不良行为记录。

我站在人群外围，手里的菜袋子沉甸甸的。梁叔也在那儿，他看见我，走过来低声说：“美玲，你看到了？”

我说：“看到了。”

他又说：“王秋生家的儿子，今年正好毕业。”

我不吭声。

梁叔叹了口气，把扇子在胸前拍了两拍，说：“他家这几天可热闹了，王秋生满楼道地跟人说，他儿子要当飞行员了，以后就是部队的人了。”

那得意劲儿，你隔着两道楼梯都能闻得见。

我没有接话，提着菜回了家。

当天下午，我坐在客厅里，看着那本笔记本。

阳光从窗户照进来，落在封面的“泼水账”三个字上。

我伸手摸了摸笔记本的封皮，手感粗糙，边角已经磨得有些起毛了。

里头密密麻麻的字，一笔一划都是那三年熬出来的。

我把门反锁上，把那本笔记本翻了出来，从头到尾一页一页地看。

十五份记录，时间、日期、天气、水色、污物、损失……

有的写得长，有的写得短，但每一笔都指向同一个人——王秋生。

刘蔓下班回来的时候，我已经把笔记本合上，锁进了床头柜的抽屉里。

她进门换鞋的时候随口说：“妈，咱楼底下贴着通知你看了吗？”

我说：“看了。”

她说：“王博雅要考飞行员。”

我说：“知道了。”

她看了我一眼。

那一眼里似乎有话要说，但到最后她也没说出口。

五月底，王博雅从北京回来，这次是正式回来参加招考体检和政审的。

王秋生虽然没有像别人吹牛的那样满楼道炫耀，但我在楼上晾衣服时还是听见了他大声打电话的声音：“我儿子考上了！明天去市里体检。你等着吧！等他进了部队，我看这栋楼里谁还敢跟我蹬鼻子上脸！”

我站在阳台上，手里攥着一件滴着水的衣裳，拧了一半就停住了。

我仰起头，看着楼上那面残留着水渍的阳台顶板，手指绞进衣裳里，捏得骨节发青。

那本笔记本里的每一页开始在我脑子里一页一页地翻。

头一年冬天，他倒了一盆洗拖把的脏水，我刚晒出去的一条羊毛围巾被毁了。那是我过四十岁生日时，丈夫攒了两个月的奖金买给我的。

第二年初夏，我一阳台的栀子花开得正好，他一盆肥皂水浇下来，花全蔫了。他还在楼上笑。

我记下了。每一笔都记下了。

刘蔓在旁边试探着问：“妈，你没事吧？”

我说：“没事。”

她说：“妈，你要是想干什么，别冲动。”

我说：“我能干什么？我一个寡妇，带着一个闺女，我能干什么？”

嘴上说着，手却把那件衣裳拧得拧成了一根绳。水顺着指尖一滴一滴地淌在地上。

夜里十一点多，我躺在床上翻来覆去地睡不着。

突然，楼上又传来哗啦一声。

我听见水声砸落在我家阳台上的闷响。我翻身坐起来，光着脚走到阳台上。一盆水刚刚泼下来，水还没干。

我仰头看着楼上，没吱声。我站了很久。

第二天早上，我起得很早，翻出一只旧布袋，把那本笔记本放了进去，又翻出一个信封，把存储卡也放进去。那里面存着三年来的照片：泡沫水留下的残渍、被浸泡的围巾、冻成冰碴子的墙壁……一张张都是罪证。

我拉开床头柜抽屉，把那本笔记本拿了出来。手顿了顿，又放回去。不是现在。时候还没到。但我知道，时候快到了。

05

六月初的一个晚上，刘蔓在饭桌上提起王博雅通过了体检，政审材料已经递上去了，招考处正在审核。她问我：“妈，你真的什么都不打算做？”

我放下筷子，看着她。

她说：“妈，我不是替王秋生说话。我是觉得，你要是咽不下这口气，咱们去找招考处反映情况，是光明正大的事。你不是偷鸡摸狗的人，我也不想让你一辈子憋着这口气。”

我听了没有应声。但那顿饭我吃得很慢，一口一口地把碗里的饭扒得干干净净。吃完饭我跟刘蔓说：“妈心里有数。”

第二天是周六。

我起了一个大早，把家里收拾得利利索索的，换了一身干净的衣裳：蓝布衬衫、黑裤子。出门前，我看了看镜子里的自己：头发已经白了一小半，眼角的纹路深得像刀刻一样，但目光还算清亮。

我到楼下敲了梁叔的门。梁叔正在看电视，见我进来，把电视关了，倒了杯茶递给我。他没有问我来干什么，等我自己开口。

我在那把椅子上坐了半分钟，然后从布袋里掏出笔记本、打印出来的照片和存储卡，摊在他面前。我说：“梁叔，我想请你给我签个字。”

他戴上老花镜，一页一页地翻了那本笔记本。翻得很慢，足足看了二十来分钟。他翻到最后一页时，手停住了，沉默了很久。

“美玲。”他摘下眼镜，揉了揉眼角，声音有点哑，“你想好了？”

我说：“想好了。”

他又问：“这是牵涉到人家孩子前途的大事，你真的舍得下手？”

我没有接话。

梁叔看着我的眼睛看了很久。然后他缓缓地拉开抽屉，拿出自己的印章，蘸了印泥，在那张证言纸的末尾端端正正地盖了下去。“我的名字，你要是信得过就写上。”他说，“我这张老脸，豁得出去。”那枚印章落下去的时候，在纸上发出沉闷的一声响。我鼻子一阵发酸。

我把三十二份材料整整齐齐地码好，装进布袋里。出门前，梁叔又叫住我。他说：“美玲，招考处那边你要去就趁早去。我听说这种政审材料是分批往上递的，要是赶上前面那一批送上去，后头再补就不好弄了。”

我点点头，把布袋的口子系紧，跨上自己的旧自行车朝市里骑去。招考处在一栋老式三层楼里，灰墙、红窗，门口挂着两块铜字牌子，院里有一棵斜着长的梧桐树，叶子密密匝匝的，落了一地。

我在门口的台阶上坐了很久。阳光晒着后背，暖烘烘的。布袋搁在膝盖上，我一遍一遍地摩挲着袋口。我想起丈夫临终前拉住我的手，骨瘦如柴的手指却死死攥着不松开。他说：“守住它。”我说：“你放心。”他又说：“做人要行得正站得直。”我说：“我知道。”

我从台阶上站起来，推开了那扇门。门轴发出一声嘎吱的声响。里面传来一个声音，问我是来干什么的。我说：“我来反映一点情况。”声音比我自己预想的还要平静。坐在窗边的那个年轻的男同志抬头看了我一眼，又低下去继续摆弄手里的杯子。我站着没动，他从杯子上方扫了我一眼，像是不太耐烦：“那你上楼，二楼行政科。”

我上去了。木板楼梯发出吱吱呀呀的声音。每上一步，心跳就重一分。我在二楼走廊尽头找到行政科的牌子，推门进去。屋里坐着个中年男人，挂着工牌，姓冯。我坐下来，把布袋里的材料一样一样地摆在他桌上。那动作像拆一包陈年的干粮，一层一层剥开，露出里面皱巴巴的硬面笔记本，还有一沓被翻得边角磨白的照片和几张盖了章的证言纸。我说：“同志，我来反映一个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