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13日，《人民日报》刊发了知名演员梁家辉的署名文章《电影：铺展文化的壮丽地图》，引发了广泛关注。

以下为全文内容：

我今年已步入68岁的门槛，演艺生涯跨越了40多个春秋，参与拍摄的电影作品多达160余部。若有人问我，这漫长的演艺之路中最大的收获是什么？我会毫不犹豫地回答：从南到北，从东到西，我踏足了无数地方，体验了各式各样的人生。正是这些经历，让我深刻感受到电影如何将不同的地域、文化串联成一幅丰富多彩的画卷。

我首次踏上这幅文化地图的起点，是北京。1982年，年仅24岁的我，对演戏尚无太多期待与准备，便被李翰祥导演选中，来到北京，剃发入组，在《火烧圆明园》和《垂帘听政》中饰演了咸丰皇帝。这两部电影，作为改革开放初期最早的合拍片之一，具有特殊的历史意义。

在香港，古装片并不罕见。但当我真正走进故宫，那种震撼无法言表——那是真实历史的厚重，是民族记忆的深邃，绝非布景所能比拟。那一刻，我恍然大悟，电影不仅仅是讲述故事，它还能承载一个民族对历史的回顾、对文化的敬仰。

自那以后，北京对我来说，不再仅仅是一个地名。走出片场，漫步在北京的大街小巷，我发现了这座城市与香港截然不同的风貌。同样是大都市，却各自拥有独特的景观、气象和烟火气。我首次真切地体会到，地域文化如何在各自的历史长河中，孕育出独一无二的气质。也正是从那时起，我更加坚信，演员的一生，就是不断探索不同空间、不同文化的一生。而作为演员，能走到哪里，往往并非完全由自己决定。

进入21世纪，随着内地与香港文化交流的日益加深，《内地与香港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的签署，为香港电影人提供了更多在内地工作的机会，我自然也是其中一员。有人问我，这是否是一种“北上”的选择？对我而言，这并非选择，而是回归。因为早在上世纪90年代，我就已在内地拍摄了《新龙门客栈》《东邪西毒》等经典影片。甘肃敦煌的漫天风沙、陕西榆林的红石峡，这些壮丽的自然景观早已深深烙印在我心中。

当壮丽的自然风光与电影人的无限想象力相遇，那种震撼至今仍让我难以忘怀。武侠动作、浪漫情感，因不同地域文化的融入而得到了升华，也为后来的华语大片提供了诸多灵感。我戏称，加上今年上映的《镖人之风起大漠》，我的演艺生涯中已集齐了“沙漠三部曲”。

时光荏苒，20多年转瞬即逝。从《刮痧》中的中西文化冲突，到《太行山上》《明月几时有》中的民族记忆；从《十月围城》中的陈少白，到《智取威虎山》中的座山雕，再到《捕风追影》中的傅隆生……回顾这些角色，我见证的不仅是个人的演艺成长，更是一个时代的变迁：内地电影工业从低成本拍摄起步，逐渐成长为全球瞩目的电影市场；中国香港则从文化的输出方转变为融合的一部分。这是一个演员与行业、与时代、与土地共同成长的历程。

而我始终坚守的原则是：先将人物置于其生长的土地之中，再去演绎他。那片土地拥有独特的语言、饮食、气候、历史，甚至人情世故。只有深入理解了这片空间，人物才能栩栩如生。当年在饰演《黑金》中的周朝先时，我撰写了10万字的人物小传，详细描绘了他的来历、现状与未来。

凭借这种方法，我成功塑造了160多个鲜活的人物形象。每塑造一个角色，我都更加坚信：每个角色都是被一方水土滋养而成的；而每一部优秀的电影，都在为这个时代保存着珍贵的文化记忆。

这40多年来，我一直通过表演将不同的土地、文化、人心紧密相连。我既是架桥的人，也与所有观众一同站在桥上，欣赏这壮丽的风景。

此前，在海外的一个国际电影节上担任评委时，我曾说过：电影是一种全球性的交流方式。电影节、电影奖，是电影聚合力与穿透力的集中体现。在电影节上，不同国家、不同语言的人们在短短几天内汇聚一堂，全情投入。每当此时，我都会深感，我们是因为电影而相聚在一起的。

电影如同一张地图，它标记着我们的来路，也铺展着更远的未来。我们正在不断拓展这张地图的边界：绘制更多的坐标与桥梁，描绘更辽阔的山河，也展现时代的广度与文化的深度。

来源：《人民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