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七岁的胡因梦与父亲留下了一张极为珍贵的合影，照片中的她气质超凡脱俗。十年之后，她与李敖携手步入婚姻殿堂，那么她后来的人生轨迹又是怎样的呢？

1972年早春时节，台北一家小型片场临时搭建的布景中，十八岁的胡因梦手持一叠莎士比亚的独白稿件，在灯光下专注地背诵着。台下的制片人仅仅用了两分钟就决定启用她，只因这位来自师大附中的女生，不仅台词功底扎实、发音标准，还浑身散发着浓郁的书卷气息。尽管片酬并不丰厚，可她拿到钱后，第一时间就前往中山堂的旧书摊，精心挑选了几册英文原版书籍，随后又搬了一部沉甸甸的打字机回到租住的地方。谁也未曾料到，这位偶然踏入影城的少女，几年后竟会用同一台打字机，将克里希那穆提和林语堂的作品翻译成中文。

将时间回溯近二十年，1949年，46岁的胡赓年登上了开往基隆的“太平轮”幸存船只。他毕业于早稻田大学，还曾担任旅顺市长，此次随政府匆忙南迁，仅仅带了两箱子书。在台北落脚后，胡家在狭小拥挤的公寓里安顿下来，书架率先搭建起来，衣物却依旧放在木箱之中。母亲张琼华性格热情似火，常常埋怨丈夫把薪水都花在了购买旧书上，可父女俩却乐在其中。每到傍晚时分，胡赓年总会带着四岁的女儿前往图书馆，并轻声叮嘱她：“记住，读书能够改变命运。”这句嘱托，后来成为了女儿人生道路上最有效的护身符。

70年代，台湾的影戏院里，琼瑶爱情片备受追捧，一票难求，那梦幻般的滤镜甚至掩盖了街头的防空演习警报声。胡因梦出道不久便跻身一线明星行列，一套白衬衫搭配牛仔裤的海报在西门町随处可见。然而在银幕之外，她却常常钻进父亲的旧书房，手边摆放着俄国小说、印度哲人的手记，还有满满几抽屉的剪报。那几年，戒严令高悬，演员接到的通告必须先经过审查，就连剧本中的台词也需要修改。胡因梦在片场背诵唐诗时，片商却心生担忧，提醒她“别太文青，观众想要的是眼泪”，她只能无奈应声。

1979年，一场由大学教授发起的客厅读书会，让胡因梦和李敖在同一个起居室里相遇。一个是锋芒毕露、以笔为剑对抗体制的作家，一个是镜头前外柔内刚的影后，两人相谈甚欢，从晚明的历史到法国大革命，话题不断，一夜过去茶水已凉，却仍意犹未尽。半年后，远东饭店顶楼举办了一场备受瞩目的婚礼，来宾云集，记者们将走廊挤得水泄不通。然而，婚礼结束后的第三天，胡因梦原本受邀出席当届金马奖颁奖典礼，却临时接到通知被取消资格，据说是有“更合适的人选”。消息传来，李敖只是淡淡地说了一句：“风高浪急，你别出面。”这句话，仿佛预示着日后将到来的寒流。

婚后不到半年，争吵便从生活中的琐事开始，从早餐是喝咖啡还是豆浆，蔓延到半夜是否开灯、书桌谁先使用等问题。政治压力也毫不留情地介入其中，作家的书稿屡次被扣押，电话里偶尔还会传来陌生男子的寒暄声。某夜，胡因梦在客厅伤心落泪，用微颤的声音对父亲诉说“不知道哪里才算自己的家”。1981年10月，台湾报纸刊登了两人各执一词的公告，二十行字为这段婚姻画上了休止符，李敖还因旧案被判刑，胡因梦也被法院传去作证。那年秋天，她默默地收起了所有的影后奖座，在公寓最深处搬出父亲留下的木箱，将翻译稿纸一一摊开。

自1989年起，胡因梦开始将克里希那穆提、约翰·洛克、“奥修”等人的厚册著作一一翻译成中文。当时解严的风声刚刚响起，进口版权仍需层层申报，精神分析、灵修哲学等书籍被列为“暧昧书种”。出版社要求她删除“自由”与“冥想”等字样，她坚决不肯妥协，宁愿拖稿也不愿修改原稿。有人说她的性格像父亲，温文尔雅却又十分执拗；也有人说她像李敖，骨子里透着一股桀骜不驯。无论如何，昔日那耀眼的镁光灯已然退去，她在书桌前的那束光虽柔和，却更加长久。

1995年深秋，胡赓年在台北荣总病房中弥留之际。病榻旁，他仍让女儿为他念《易传》。握别时，老人将一根桃木手杖递到女儿手中，目光平静而祥和；三日后，老人与世长辞。在告别式上，那张二十五年前的合影被立在花丛中央，黑白底片中的父女挎臂而笑，仿佛在诉说着“读书人不怕漂泊”。从此，胡因梦将那根手杖放在书房一角，每次动笔前都会先抚摸杖首，仿佛还能听到父亲的那句话在耳边回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