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我是徽声在线的笔者。

有这么一个人，曾因故意伤害致人死亡而入狱，出狱前后竟将自己所涉案件拍成了电影。

在电影里，她摇身一变成为“长期遭受家暴、在绝境中反抗的母亲”。

而在电影之外，她不仅斩获了国际电影节奖项，还有明星为其站台，甚至差点在5月30日走进全国各大影院。

若不是网友翻出裁判文书，恐怕很多观众真会在电影院里，为这个被精心包装过的犯罪故事鼓掌喝彩。

这正是《监狱来的妈妈》最为荒诞之处。它并非单纯的艺术改编，而是把司法文书里“因琐事争执、持刀致死”的情节，包装成了银幕上“反家暴女性觉醒”的励志故事。

如此一来，杀人者成了众人瞩目的焦点，而死去的人，却在故事里再次被“审判”。

01

电影《监狱来的妈妈》原本讲述的是一个极易引发观众共情的故事。

一位长期遭受家暴的女性，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奋起反抗，结果失手杀死了丈夫，随后坐了十年牢。出狱后，她凭借自立重新构建生活，并努力修复与亲人的亲情。

悲情母亲、家庭苦难、女性反抗、出狱救赎，这些元素组合在一起，很容易让观众潸然泪下。

更为关键的是，在电影宣发时，片方特意强调这是根据主演赵箫泓的真实经历改编而成，不仅赵箫泓本人亲自出演，就连她的婆婆、儿子也参与了本色出演。

听起来是不是感觉特别真实？然而，问题恰恰就出在这个“真实”上。

因为对于“真实案件改编”而言，最重要的是要尊重司法事实。

裁定文书清晰地记载着：

2009年4月15号晚上，赵晓红（也就是赵箫泓原名）和丈夫因为铺床这件琐事起了争执。

两人先是激烈争吵，随后扭打在一起。期间，赵晓红前往客厅，拿起桌上的水果刀，朝着丈夫的胸部刺了进去。尽管她很快报了警，但丈夫还是因伤势过重不治身亡。

案发后，赵晓红坚持上诉，声称自己只是过失杀人。

在她的自述中（需注意，这只是她单方面的说法），当时她已经上床休息，丈夫却说床没支好，让她下来。她不愿意，丈夫便用拳头打她的头，用脚踢她的后腰，她这才跑出去。

途中，她在桌上看到水果刀，便拿起刀下意识地朝丈夫挥了过去。

抽出刀子后，她看到丈夫胸部流血，当场就晕了过去。

但这其中存在诸多不合理之处，一个简单的挥动动作，居然能精准地由上向下扎进丈夫胸部？

而且扎进去后，她又为何如此迅速地抽刀，难道不怕血流不止难以控制吗？

据合租的室友以及俩人的亲属透露，夫妻俩感情尚可。虽然赵晓红平时不干家务，但这也说明家务大多由男方承担。而且每次发生争吵后，两人很快就能和好。

由此可见，裁判文书里所呈现的并非电影宣传中的“长期家暴后失手反抗”，也不是“正当防卫”，更不是一个被命运逼到绝路的悲情大女主形象。

这中间的差距实在是太大了。

法院最终判定，赵晓红构成故意伤害罪，驳回了她的上诉，判处其15年有期徒刑。

电影固然可以对现实进行改编，但改编不能颠倒黑白。

可以拍摄一个人如何服刑、如何悔罪、如何重新做人，但不能将一个司法认定的故意伤害致死案件，包装成“女性反家暴胜利”的励志故事。

这并非艺术加工，而是利用观众的同情心，为犯罪经历重新“镀金”。

这也是众多网友愤怒的原因所在。大家并非反对刑满释放人员重新融入社会，一个人服刑结束后，当然有权利重新开始生活。但重新生活并不意味着可以将犯罪经历转化为流量资产，更不意味着可以站在聚光灯下，将自己包装成被亏欠的英雄。

公众可以接受一个人悔罪，但不能接受为其洗白；可以接受一个人重生，但不能接受其踩着死者的名誉重生。

02

这部电影最为诡异的地方，还不止在于剧情，更在于它一路走到全国上映前的整个过程。

公开报道显示，这部电影于2018年开始筹备，2019年正式开机。而赵晓红在监狱里有两次减刑，于2020年刑满释放。

这就意味着，电影拍摄时她仍在服刑，这明显违反了服刑人员不得从事营利性演出的相关规定。

网友纷纷吐槽，如果这样的电影都能上映，那是不是吴某凡能拍《监狱来的哥哥》，许家印拍《监狱来的老板》，劳荣枝拍《监狱来的姐姐》……都出来洗白圈钱了？

大家为何支持封杀劣迹艺人呢？比如偷税漏税、吸毒、嫖娼等行为，都是不被允许的。

这并非不给人改过自新的机会，他们可以从事其他行业，重新融入社会。

但不能在聚光灯下包装自己的犯罪经历，不能让社会价值观出现崩塌。

一位网友表示，如果赵晓红能够名利双收，那么他们将对公序良俗彻底失望。

所以，这部电影违规上映，背后肯定存在诸多猫腻。

网友继续深入挖掘，发现他们不仅欺骗了观众，还对相关部门进行了隐瞒。导演自己亲口承认，剧组是以拍摄监狱纪录片的名义，获批进入监狱取材的。

但剧组进入监狱后，却拍摄了两套素材：一套是真实的罪犯改造日常，用于记录赵晓红的生活；另一套则是根据剧本设计分镜和调度，也就是拍摄了这部“杀人犯洗白片”。

他们为了能够过审，还钻了空子。

国家电影局备案信息显示，《监狱来的妈妈》直到2021年才完成备案立项，也就是先违规操作，等生米煮成熟饭后再补办手续。

甚至这部电影还一路运作到了国际A类电影节，并斩获大奖，为电影增添了光环，随后又杀回国内市场。

还有一个让人浮想联翩的细节，电影的其中一个出品方名字是大象，而且其头像还是和克林顿的合影，要知道共和党的标志也是大象。

有外国记者问导演：“监狱除了升国旗、唱国歌之外，还有化妆唱歌跳舞等活动，看起来挺自由的啊……”

结果导演这样回答：“监狱里面有很多摄像头，在里面并不自由。”

这番话实在让人费解。

监狱有监控是很正常的事情，而且能够允许剧组进入监狱采风拍摄，这难道还不够自由吗？

03

如今，《监狱来的妈妈》已经撤档，正在接受调查。

然而，仍有许多问题亟待解答：违规参赛是谁批准的？龙标是如何补到的？受害者家属出镜是如何安排的？他们是否知道这部电影抹黑了受害者？

以及在批准拍摄的那几年里，是否有官员落马，这条审批链条是否正常？

如果这些漏洞不加以堵塞，下一部洗白片是否会卷土重来？而且不仅是电影方，相关的利益方也值得深入探讨。

比如主持人汪涵，他是电影的出品方之一。

电影翻车后，他姗姗来迟地发了一篇通告，大致意思是：本意是想扶持文艺创作，但由于对案件细节了解不够清楚，疏忽之下成为了出品人，实际上这部电影与他并无关系。

但根据相关规定，出品人不能随意署名，有几个出品方就必须有几个对应的出品人。他的这份回应能否站得住脚，目前还不好说。

还有一个细节值得关注，你说他反应慢吧，他5月16号就找电影方取消了他的出品人身份；你说汪涵反应快吧，直到5月20号他才发出这个声明。

难不成这几天他是在观望舆论的发展走向？

同样选择割席的还有姚晨，5月10号她夸赞赵晓红把自己活成了一束光。

5月18号，姚晨工作室称是不了解背景情况，疏忽之下才转发了相关内容。

一个普通网友转发错误，或许可以说没查清楚情况。但一个拥有巨大影响力的公众人物，也能仅仅用一句“不了解背景”就轻轻带过吗？

尤其是出品人，出品人并非海报上的装饰物。不是项目成功时拿来炫耀光环，项目翻车时就声称只是挂名。既然把名字放上去了，观众就会默认你在为电影背书。

你享受过公信力带来的好处，就不能在出事后把责任全部推给“我不知道”。

很多明星翻车，并非因为他们不能犯错，而是他们总在出事前只看重名利，出事后才想起要谨慎行事。

这件事真正刺痛公众的，并非电影能否上映，而是我们差一点就被一套精致的叙事带偏了方向。

反家暴当然值得支持，女性困境也当然值得关注，刑满释放人员重新融入社会，同样不是不能讨论的话题。

但前提是不能篡改事实。不能因为“母亲”“女性”“救赎”这些词汇足够动人，就让观众忘记了还有一个人已经失去了生命。

电影可以有自己的立场，但立场不能建立在污名死者、消费犯罪、欺骗观众的基础之上。

否则，电影拍出来的就不是救赎，而是对受害者的第二次伤害。

你们觉得，这件事最后会查到哪一步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