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距离祖国一万多公里的非洲大陆，我已经扎根整整八年了。从最初被疟疾折磨得命悬一线，到如今每年能稳定收获三百万人民币的净利润，这段经历在外人眼中或许充满传奇色彩，但只有我自己清楚，这背后的艰辛与内心的煎熬远非外人所能想象。

初到安哥拉时，我不过是跟着老乡做工程的普通工人。然而，工程款迟迟无法结算，老板突然消失，让我们这些工友瞬间陷入了绝境。为了生存，我尝试过各种工作，从码头搬运沉重的货物，到菜市场叫卖干货，每一份工作都充满了挑战与辛酸。

在四处奔波的过程中，我敏锐地发现了一个商机：那些倒闭的工厂和烂尾的基建项目里，堆积着大量的废铜烂铁。当地人缺乏处理这些废料的经验和规模，而我，恰好看到了其中的价值。于是，我借了一笔钱，购置了一台二手地磅，开始了走街串巷的废品回收生涯。

那段日子，真是苦不堪言。白天，我在炽热的红土地上暴晒，汗水浸透了衣衫；晚上，我只能蜷缩在露天的卡车车厢里，与蚊子和不时出没的抢劫者周旋。然而，正是在这段最艰难的时光里，我遇见了娜拉。

娜拉是我最初雇佣来帮忙分类废品的当地女孩。她干活手脚麻利，从不畏惧脏乱，一双手因长期与废铁打交道而布满了伤痕，但她从未有过一句怨言。当我因疟疾高烧不退，躺在铁皮屋里昏迷不醒时，是娜拉不离不弃地守在我身边。

老乡们因害怕传染而避之不及，唯有娜拉，她熬制了当地的草药，一勺一勺地喂给我喝，用湿毛巾为我物理降温，整整守了我三天三夜。当我终于退烧醒来，看到她靠在墙角沉睡，黑瘦的脸上写满了疲惫与担忧，那一刻，我的心被深深触动了。

在这个充满未知与危险的地方，能有一个如此关心自己的人，对我来说比什么都重要。于是，我下定决心，要给娜拉一个稳定的未来。

随着时间的推移，我的废品回收生意越做越大。从最初的推着板车收废品，到后来雇佣了十几个当地人，购置了两辆大卡车，我的事业逐渐步入了正轨。有了经济基础后，我前往娜拉的部落，向她的父亲提亲。

按照当地的习俗，我准备了丰厚的彩礼：两头牛、十只羊，还有一台全新的柴油发电机和两万宽扎的现金。娜拉的父亲高兴得合不拢嘴，在部落里大摆筵席，庆祝了三天三夜。当时，我以为娶了娜拉，就能在这片异国他乡拥有一个温馨的家。

然而，现实却远非我想象的那般美好。这场婚姻，反而成为了我如今感到窒息生活的起点。

结婚后的第二年，娜拉的父亲带着她刚满十八岁的妹妹卡米找上了门。他的意思很明确：在他们部落的观念里，有实力的男人娶姐妹俩是家族的荣耀，更何况我是个“有钱的中国人”。卡米高中未毕业，在家无所事事，不如跟着我，姐妹俩也能互相照应。

我一开始坚决反对，因为我深受传统一夫一妻观念的影响。但娜拉不仅没有生气，反而劝我接受。她说，在她们那里，男人如果只有她一个妻子，会被别人笑话没能给丈夫带来繁荣。而且，妹妹来了能帮她分担家务，她也很乐意。

娜拉的父亲更是放出狠话，如果不接受卡米，就把娜拉也带走。当时，我的生意正处于关键扩张期，每天忙得不可开交，实在没有精力去处理这些家庭纷争。于是，在无奈与妥协中，我接受了这段特殊的婚姻安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