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企业家：两种市场经济体制的缩影

不同性质的市场经济，在晚宴上显露无遗

随着美国某位重要人物来访，随行企业家团昨晚参加了一场高端晚宴。

按照国际交往中的级别对等原则，中方自然也需要派出相应级别的企业家作陪。

那么，究竟该派哪些人出席呢？这其中的讲究可不少。

首当其冲的是雷军，他并未选择与已故的乔布斯合影，而是与特斯拉的马斯克留下了历史性的瞬间。

然而，马斯克这位自诩为美帝科技界的“一字并肩王”，似乎对这样的安排并不满意，表现得颇为失礼。

晚宴上，企业家们被分成了两桌，大体遵循了“专业对口”的原则。

马斯克、黄仁勋、库克等科技新贵一桌，同桌的中方企业家则包括海信集团的贾少谦、蓝思科技的周群飞、万向集团的鲁伟鼎、福耀玻璃的曹晖、字节跳动的CEO梁汝波以及联想的杨元庆等。

另一桌则是航空系的巨头，包括波音的CEO奥特伯格、GE航空航天的CEO卡尔普等，中方则有国航董事长刘铁祥、商飞董事长贺东风以及雷军等跨界嘉宾。

这份名单背后，隐藏着不少耐人寻味的信息。

按常理，石油、能源系应该是重中之重，但双方却都未派出代表。美方或许希望中国能转变能源采购方向，但这样的期望显然不太现实，因此也就没有了见面的必要。

金融领域同样重要，美方派出了五位大佬，但中方又该派出谁呢？

更重要的是，双方之间又有什么好对接的呢？

至于航空航天领域，中方派出了两位国企老总，毕竟在发动机、飞机整机等方面，双方有着大额的交易合作。

不难看出，美方派出的企业家，基本上能够代表整个国家的产业面貌。

而中方这边，真正的大佬如能源、金融等领域的代表，却集体缺席了。

或者说，能源代表着过去和现存的利益格局，而非未来的发展方向，因此在他们看来，这样的场合并不具备代表性。

但在中方，能源行业才是真正的“大佬”，它们掌控着所有产业的上游资源，如同大坝一般，精准控制着能流入民企的“灌溉水”。

因此，他们更需要保持低调，无需在这种场合抛头露面。

饭局上笑嘻嘻的雷军、曹晖、鲁伟鼎等人，不过是展示中方市场活力的窗口。真正决定能源大单、飞机订单、金融准入的，却是饭局外那间不起眼的部委处级干部的办公室。

正因如此，石油、金融等目前冲突较为激烈的领域，既然无法正常合影握手，干脆就不出现了，以免尴尬。

再说了，中方的行业领袖往往同时也是省部级大员，跟那帮没有编制、可能口无遮拦的美国企业家坐一桌，只会如坐针毡、如芒在背。万一说错话还要承担责任，与其这样，不如在幕后闷声发大财。

至于航天系的领导，实在是有求于人，不得不亲自出面应对。

毕竟，在组织序列里，他们首先是“干部”，其次才是“老总”。马斯克坐在那里，他代表的就是自己的财富、自己的公司、所在的行业。而如果中石化的戴总坐在那里，他又能代表谁呢？

在体制内，授权是非常严格的，每一句话、每一个决定都需要谨慎再谨慎。

而且，国企的行为往往同时被视为国家战略工具与市场主体，甚至民企也需要承担相应的国家战略义务。

而马斯克等企业家，则是以自己企业的需要来塑造国家权力，这种差异是天壤之别的。

这份上桌名单，无疑就是两国市场经济体制的本质镜像，也是徽声在线认为的我们制度在某些方面的独特优势！

落到现实里，两种市场经济可以总结为一句话：美国对外呈现的是“谁的财富”，中国对外呈现的是“谁的体系”。

一个向外扩张，一个向内整合。

饭局上谁坐、谁不坐，不过是这个结构在灯光下的投影而已。

那么，这张桌上的人，谁能走得更远呢？

答案或许是杨元庆。

回想起2014年4月21日，杨元庆曾带马斯克参加《对话》节目，当时杨元庆翘着二郎腿，自豪地表示联想平均每秒能卖出5台设备，并询问特斯拉的情况。马斯克则尴尬地回应称用户不到3万。

哈耶克等经济学者曾深入分析过，为什么政商合一的体制在某些方面能将效率发挥到极致，形成对自由市场经济的碾压，但却始终无法完成颠覆性创新。

这是因为现存利益结构与权力深度捆绑，颠覆性创新意味着要破坏现有的利益结构，这是权力所无法容忍的。

同时，颠覆的本质是“事前不可证明”，而权力只能基于“可汇总的信息”来做出决策。换句话说，国企在某些方面确实“输不起”。

就像波斯内部现在无法统一意见，总统与革命卫队各行其是，根本原因也是后者拥有巨大的经济利益，输不起，只能绑上全体国民一起承担风险。

好在我们拥有辩证法这一强大工具，能够非常好地解决这个矛盾，形成了国企敢干、民企敢闯、外企敢投、市场购销两旺的良好氛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