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我已步入68岁的人生阶段，在演艺圈摸爬滚打了40余载，参与拍摄的电影数量超过160部。若有人问我，这段漫长的演艺生涯给我带来的最大收获是什么？我会毫不犹豫地回答：从南到北，从东至西，我踏足过无数的地方，体验过各式各样的人生。正是这些经历，让我深刻体会到电影是如何将不同的地域、多样的文化，巧妙地编织成一幅宏大的地图。

我初次揭开这幅地图神秘面纱的地方，正是北京。1982年，年仅24岁的我，对演戏并没有太多深入的思考和准备，就被李翰祥导演慧眼识珠，带到了北京。在那里，我剃了光头，走进了片场，摇身一变成为了《火烧圆明园》和《垂帘听政》中的咸丰皇帝。这两部电影，堪称改革开放初期合拍片的先驱之作。

在香港，古装片也是屡见不鲜。但当我真正踏入故宫的那一刻，我感受到的是一种截然不同的震撼——那不是人为搭建的布景所能营造出的恢弘，而是真实历史沉淀下来的厚重，是民族记忆深处的回响。那一刻，我恍然大悟，电影不仅仅是一个讲述故事的工具，它更是一个民族回望历史、敬畏文化的载体。

自那以后，北京对我来说，不再仅仅是一个地理名称。走出片场，漫步在北京的大街小巷，我发现了这座城市与香港截然不同的风貌。同样作为大都市，它们各自拥有独特的景观、气象和烟火气息。我首次真切地感受到，地域文化是如何在各自的历史长河中，孕育出独一无二的气质。也正是从那时起，我更加坚信：演员的一生，就是不断探索不同空间、不同文化的一生。而作为一个演员，能走到哪里，往往并非完全由自己掌控。

进入21世纪，随着内地与香港的文化交流日益频繁，《内地与香港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的签署，为香港电影人提供了更多在内地发展的机会，我自然也是其中之一。有人问我，这是否是一种“北上”的抉择？对我而言，这并非选择，而是回归。因为早在上世纪90年代，我就已经在内地拍摄了《新龙门客栈》《东邪西毒》等经典影片。甘肃敦煌的漫天风沙、陕西榆林的红石峡，这些壮丽的自然景观早已深深烙印在我的心中。

当壮美的山河与电影人的无限想象力相遇，那种震撼人心的感觉，至今仍然历历在目。武侠动作的酣畅淋漓、浪漫情感的缠绵悱恻，因为融入了不同地域的文化元素，都得到了质的飞跃，也为后来的华语大片提供了诸多启示。我半开玩笑地说，加上今年上映的《镖人之风起大漠》，在我的演艺生涯中，已经悄然形成了一个“沙漠三部曲”。

时光荏苒，20多年转瞬即逝。从《刮痧》中展现的中西文化冲突，到《太行山上》《明月几时有》中铭记的民族记忆；从《十月围城》中的陈少白，到《智取威虎山》中的座山雕，再到《捕风追影》中的傅隆生……回顾这些角色，我见证的不仅仅是个人的演艺之路，更是一个时代的变迁：内地的电影工业从低成本制作，逐步成长为全球瞩目的电影市场；中国香港也从文化的输出方，转变为文化融合的重要一环。这是一个演员与行业、与时代、与一片土地共同成长的历程。

而我始终坚守着一个原则——先将人物置身于他所属的土地之中，再去诠释他。那片土地有着独特的语言、饮食、气候、历史，甚至人情世故。只有深入理解了这片空间，人物才能栩栩如生。当年在演绎《黑金》中的周朝先时，我撰写了长达10万字的人物小传，详细描绘了他的出身、成长环境以及未来的走向。

凭借这个方法，我成功走进了160多个鲜活的人物世界。每走进一个人物，我都更加坚信：每个角色都是被一方水土滋养而成的；而每一部优秀的电影，都是在为这个时代保存一份珍贵的文化记忆。

这40多年来，我一直通过表演将不同的土地、文化、人心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我既是架桥的人，也与所有观众一同站在桥上，欣赏着这多彩的世界。

此前，在海外的一个国际电影节上担任评委时，我曾说过：电影是一种跨越国界的交流方式。电影节、电影奖，是电影聚合力和穿透力的集中体现。在电影节上，一个国家或多个国家、一种语言或多种语言，在短短几天内汇聚一堂，全情投入。每当这种时刻，我都会深感：我们是因为电影而相聚在一起的。

电影如同一幅地图，它标记着我们从哪里来，也指引着我们走向更远的未来。我们正在将这幅地图描绘得越来越广阔：绘制出更多的坐标与桥梁，勾勒出更辽阔的山河，也展现出时代的广度与文化的深度。

（作者为知名演员）

来源：梁家辉/徽声在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