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驻阿尔巴尼亚商务参赞的回忆——读翟厚仁<九三杂忆>》一文发布后，多位热心读者向我提供了关于中阿关系历史的新史料。基于这些珍贵的资料，我进一步查阅了相关历史文献，决定对原文章进行补充和深化。

国家间的交往，有时如同人际关系的放大版。中阿两国关系密切时，阿方领导人的索求态度可谓理直气壮。驻阿商务参赞翟厚仁在回忆录中记载，阿尔巴尼亚最高领导人霍查曾直言不讳：“你们有的，我们也要有。我们向你们寻求帮助，就如同弟弟向哥哥寻求帮助一样。”部长会议主席谢胡更是直截了当地表示：“我们不向你们要，向谁要呢？”

这种“理所应当”的态度，即便隔了数十年，依然令人印象深刻。

这种态度膨胀到何种程度？党史专家何方曾分享了一段令人哭笑不得的经历：

一次，阿尔巴尼亚部长会议副主席兼国防部长巴卢库访华，提出希望借用中国的原子弹在国庆阅兵时展示，以震慑美国和苏联，并承诺阅兵后立即归还。这一荒唐要求，连普通干部都觉得可笑，中央自然予以拒绝。

虽然何方未提及具体年份，但《李先念年谱》中提供了线索：巴卢库于1972年11月6日访华，而阿尔巴尼亚国庆日为11月28日。因此，这出“借原子弹”的闹剧很可能发生在这一时期。

实际上，在“借原子弹”事件之前，阿方的胃口已经让中方感到压力。翟厚仁回忆，1970年夏天，以凯莱齐为团长的阿尔巴尼亚代表团访华，再次提出巨额援助要求，引发中方不满。

翟的回忆十分准确。当时负责与阿方对接的正是李先念副总理。《李先念年谱》1970年8月14日的条目中对此有详细记载。

8月15日，李先念在与凯莱齐会谈时明确表示：我们愿意根据中阿两党友好关系的原则提供援助，但必须考虑我们的经济能力。既要满足你们的需求，也要看到我们的可能。能办的，我们一定办；办不到的，我们会与你们沟通。

“量力而行”成为中方援助的底线。然而，在那个被国际阵营和意识形态主导的年代，我们往往更重视“政治大账”，而忽视了“经济小账”。最终，在9月中旬，外交部、外经部、外贸部还是决定满足阿方部分要求。

根据方案，成套项目基本满足阿方需求，一般物资仅满足三分之一。即便如此，按国内价格计算，中方仍需拨款13亿元，扣除阿方偿还的3亿元贷款，中国实际需支付10亿元。

10月16日，李先念陪同周恩来出席签字仪式，代表中国政府签署了这份长期无息贷款协定。

随着国际格局的变化，1972年2月，尼克松访华，《中美联合公报》发表，中美关系走向正常化。阿尔巴尼亚对此表示不满，并继续指责中国，但其索求援助的姿态未变。

《李先念年谱》1972年9月15日记载，李先念在报送周恩来关于阿尔巴尼亚新经援要求的请示时，写下批语：阿尔巴尼亚的要求过大，谈判将是一场艰苦的说服工作，基本上拟同意报告。请审批。

虽然未见具体谈判史料，但从“艰苦的说服工作”可以看出，中方对阿方的要求已开始打折。

此后几年，中阿关系陷入怪圈：阿方继续索要援助，同时对中国的内政外交指手画脚；中方则逐渐收紧援助。

1975年6月15日，阿国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查尔查尼率团访华，要求中国在“六五”计划期间继续提供援助。

6月16日下午，李先念坦诚相告：我们将一如既往地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提供援助，但你们的要求与我们的能力差距太大。我们确实有很多困难，请你们体谅。最终，中方决定提供5亿元人民币贷款。

查尔查尼对此表示不满和无法理解。7月3日，李先念签署协定。中方坚持“量力而行”，阿方仍觉“理所应当”，裂痕难以弥合。

中方高层也察觉到中阿关系的微妙变化，并在舆论上开始降温。1976年9月29日，姚文元在审阅新华社稿件时，对用“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形容中阿关系提出异议，并建议改用其他诗句。

“海内存知己”虽是好诗，但两国是否仍称得上“知己”，显然需要重新考量。删掉这句诗，反映了高层对阿宣传口径的微妙转变。

1976年10月，中国粉碎“四人帮”，历史翻开新篇章。同年11月，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召开七大，公开批评中国内政。

面对这个“填不满又翻脸无情”的伙伴，中国开始重新审视援助政策。1977年1月，对外经贸部召开座谈会，讨论对外援助调整问题，决定对受援国进行分类，为缩减外援总量做准备。阿尔巴尼亚虽仍被列为“重点对象”，但要求变为“尽量承担援助任务”，不再无底线满足。

彻底决裂的日子很快到来。1977年7月7日，阿劳动党机关报《人民之声报》发表长文，公开批驳毛泽东的“三个世界”划分理论，并向全世界播发。北京各外国驻华使馆和中国政府部门均收到这篇文章。

面对这种情况，中国保持了大国定力。7月27日，中联部、外交部向中央报送处理意见；7月31日，中央转发通报，要求“口头传达到全体党员和群众”。

通报定下基调：阿方手法恶劣，是对我方攻击的升级。但从国家层面，我们不公开论战；私下接触时，可适当阐明立场。通报还特别嘱咐：考虑到阿国广大群众是好的，对在华的阿国留学生、实习生，仍要友好相待；若对方无理指责，坚决顶回去，但不予纠缠。至于援助，继续按已签协议执行。

这份通报传达到了中国社会的最基层。当年在昌平某部服役的女兵王元元回忆，大家对阿方的做法非常气愤。虽然通报要求友好相待，但感情上难以做到。食堂取消了给阿方实习生的小灶，让他们和大家一起吃大锅饭。平时大家也不和他们接触，立刻泾渭分明了。

民意如此，国家层面的决断自然水到渠成。

1978年1月，外交部和外经部向中央提交报告，建议拖延援阿成套项目建设。叶剑英批下八字：“能拖则拖，能甩则甩”。态度已相当明确。

到了1978年春天，双方在具体施工问题上彻底谈崩。中方不再有求必应，阿方却依然盛气凌人，甚至几次中断谈判。4月29日和5月20日，阿外交部两次照会中国使馆，指责中国专家“蓄意损害阿经济”，在援助中“设置障碍”。6月7日，中方复照希望协商解决，阿国驻华大使竟傲慢地拒收照会。

仁至义尽，退无可退。1978年7月7日，中国外交部副部长余湛召见阿驻华大使贝哈尔·什图拉，正式递交照会：中国决定停止对阿经济和军事援助，停止支付援款，并撤回全部专家。

这次谈话充满火药味。中方人员先用阿尔巴尼亚语宣读照会，明确指出两国合作关系遭到破坏，责任在阿方。余湛表示：我们提供经济援助，你们却指责我们损害经济；我们提供军事援助，你们却指责我们损害国防。我们仍然珍视两国人民的友谊，希望今后保持正常关系。

贝哈尔则指责中方的决定是“虚假的借口”、“别有用心的诽谤”，甚至反咬一口，称中国“单方面撕毁协议，承担全部严重责任”。

谈话持续80分钟，最终在激烈争吵中不欢而散。

至此，那盏曾被高高举起的“欧洲明灯”，在耗尽中国人民节衣缩食省下的灯油后，终于在冷战的寒风中黯淡下来。中阿关系随之进入长达十多年的冰冻期。

直到15年后的1993年6月，阿尔巴尼亚副总理普利库访华，两国才终于结束不相往来的局面。

彼时，世界已焕然一新，国与国之间的交往也终于从狂热的意识形态回归到务实平淡的国家利益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