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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4年的盛夏，当一台20英寸的电视机里播放的世界杯赛事像一块巨大的磁铁般牢牢吸引住我——一个年仅10岁出头的小男孩的目光与思绪时，我从未预料到，命运的轨迹已悄然开始转动。

自那以后的人生旅途中，我时常会回想起那个夏天。那时的我，对足球规则尚且一知半解，却能全神贯注地看完一场又一场的比赛，究竟是在追寻什么呢？

在那个意大利队最终在世界杯决赛中功亏一篑的清晨，我鼓起勇气，用堂哥家的座机拨打了新民晚报的世界杯热线，渴望分享自己的见解。然而，在报纸的读者来电版块中，却并未出现我的声音。

如今回想起来，或许正是那份渴望分享、希望被更多人看见与认可的心情，驱使我拨打了那通热线，也悄然引领我走上了记者的道路——一条多年间以体育为伴的记者生涯。

2006年的德国世界杯，我远赴重洋，只为亲眼见证英格兰队的训练，并在稿件中迫不及待地分享了自己被中卫特里一脚远射意外击中脑门的趣事。

不料，一天后，某权威媒体的记者以长篇大论细数世界杯上的十大假新闻，而我的报道竟赫然在列。经过一番波折，我终于弄清了缘由：原来有位英国记者也在报道中提及此事，却将我误写成了日本记者。

多年后，当我读到马尔克斯的一篇杂文，其中一句“对于那些无所事事、寻话找话的人来说，随便翻阅当天的报纸便已足够”让我瞬间想起了那位同行。

2006年世界杯英格兰队训练场景（资料图）

德国之后，世界杯的舞台转移到了南非。我们从驻地导游处得知了一个令人不安的指示：“无论何时遇到匪徒，一定要保持冷静并配合，因为他们其实比你们更紧张。”

在那段日子里，我们时刻准备着应对可能的入室抢劫。同屋的无锡大姐传授给我一个藏钱的小窍门：将现金塞进米袋里。出行时，我们只能包车，而我们的司机实际上是一名中学教师，利用世界杯期间的假期开车赚点外快。

某个休赛日的傍晚，他载我前往了一处贫民墓区。夕阳下，零散的十字墓碑显得格外孤寂，墓地没有明确的入口和出口，让我联想到死亡本身就是一场没有终点的旅程，这些墓碑透露出一种彻底的绝望与放弃。

决赛前夜，我在街上偶遇了两个男孩，他们神秘地告诉我：“西班牙队就在某商场最高层的餐厅里用餐，没人知道这个秘密，我们可以带你去，但你要保证给我们寄一份报纸。”南非的六七月份寒风凛冽，我裹紧羽绒服，拍着胸脯保证：“当然，说话算话！”

就这样，我们守候在餐厅门口，目睹了包括主帅博斯克在内的整支西班牙队进进出出。我试图从他们飘过的只言片语中捕捉一些关于决赛的蛛丝马迹。当瓜迪奥拉经过时，我轻声打了个招呼。他误以为我是索要合影的球迷，便说：“我现在有事，等会会再经过这里，到时候我们再拍。”

几分钟后，他果然如约而至，但一阵莫名的自尊心作祟，让我选择不再看向他。很久以后，我突然感到一丝内疚，想起自己并未履行对男孩们的承诺。

法国锋线大将格里兹曼泪洒赛场（徽声在线）

时光荏苒，四年后的巴西世界杯上，我目睹了法国队出局时格里兹曼的泪水。一年后，当我有机会与他在衡山路上的酒店里面对面交谈时，他的一番话让我心碎不已。那是在我问他即将开始的采访中更愿意使用法语还是西班牙语时，他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后者。究竟是怎样的经历，让一个人愿意放弃自己的母语？

这对我来说是个问题，或许对很多人来说也是。这正是足球的魅力所在，当我观看足球时，我看到的是它所隐喻的人生；当我撰写足球时，我更关注的是那些创造比分的人当下的心理状态。

那种渴望探究、想要刨根问底的决心激发了我采访的热情，而当那些关于人和人性的谜团被解开时，我便感受到了一种隐秘而崇高的快乐。

南非世界杯上的一件事曾长久地困扰着我的内心。法国队前锋阿内尔卡因被《队报》记者爆出在比赛中场休息时在更衣室辱骂主帅，而被国家队开除。

看到这则消息时，我反复自问：如果当时我处于那名记者的位置，是否会做出同样的选择？答案是肯定的，因为记者的标准有时与普通人的标准并不在同一衡量体系内。

报纸上刊登了一张他正在机场等待回国时的照片，他穿着一件黑色连帽衫，宽大的帽子遮住了整个头脸。凝视着那张照片，我渴望知道那一刻他在想什么，以及更衣室里的那番辱骂是否真的发生过。两年后，这个困扰我的问题终于有了答案。当时，已成为申花一员的他亲自满足了我的好奇心。

这真是一名前体育记者职业生涯中最美妙的时刻！我甚至不想加上“之一”来削弱这份感受。

原标题：《沈坤彧：世界杯，赛场背后皆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