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1年9月12日那个夜晚，周恩来总理紧急获悉叶群、林立果企图带着林彪乘飞机外逃的情报后，毫不犹豫地拨通了海军政委李作鹏的电话，语气坚定地说：“北戴河那边，林彪的飞机若要起飞，必须经过我、黄永胜、吴法宪和你四人的一致同意。”

李作鹏

李作鹏听后，不禁发问：“这是为何？”

周恩来总理耐心解释：“夜间飞行，安全风险较大。”

然而，李作鹏心中却暗自思量：总理对飞行或许不够了解，实际上夜间飞行往往更为安全。于是，他擅自更改了周恩来的命令，在向山海关机场传达指示时，他轻描淡写地说：“只要四位首长中有一位同意放飞，飞机即可起飞。”

次日凌晨，即7月13日零时，林彪的飞机悄然起飞。机场领导紧急致电李作鹏请示应对之策，李作鹏却只是淡淡地说：“直接请示总理吧。”这一系列举动，无疑为林彪的外逃之路大开方便之门。

9月24日，中央果断下令，要求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四人离职反省，彻底交代问题。9月29日，经毛泽东主席同意，中央正式发布通知：“鉴于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四人深度参与林、陈反党集团的宗派活动，已难以继续担任现职，故令其离职反省，彻底交代。”至此，李作鹏实际上已被隔离审查，失去了自由。

1973年8月，中央作出严厉决定，开除李作鹏的党籍，并撤销其党内外一切职务。1981年1月25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经过审理，确认李作鹏为林彪反革命集团的主犯，判处其有期徒刑17年，剥夺政治权利5年。

在狱中，李作鹏曾写信给海军党委，信中写道：

我身体尚可，除心脏病外，其他无恙。我或许能长寿。1971年冬和1976年，海军两次送来的衣物书籍等物品（1976年送来的是改装后的海军服装），如今已多破旧，需更换。因此，希望将我的私人物品（衣物、用品、文物）全部交给子女保管，以便我有所需时，他们能帮我解决。同时，我子女目前生活困难，尤其是未就业者，更是艰难。我有的东西，可以救济他们，以免流落街头，影响不好。据说我家被抄两次，私人物品被一小撮不法之徒明抢暗偷，丢失不少，我对此极为愤慨。请你们予以追查，按党的政策处理。现由李冰天（李作鹏之子）等人前来接洽，望予协助。
敬礼，愿海军日益强大。

接受审判时的李作鹏

李作鹏被判刑后不久，组织上考虑到他身体状况不佳，允许他保外就医。出狱后，他落户山西太原，组织上要求他改名，他起初不愿，经组织多次劝说后才勉强同意，化名为“李明”，寓意“明人不做暗事”。

出狱后，李作鹏每月生活费有350多元，与1955年授衔时相差无几。他曾幽默地说：“1955年，一瓶茅台酒才8元，350元能买43瓶。现在350元只能买一瓶了。不过，我现在的生活我也知足了，饭能吃饱，有房住，有衣穿，比起牺牲的烈士，比起中国的大部分农民，还是好太多了。我楼下有个工厂干部，夫妻俩工资加起来还不到400元，生活更艰难。”

李作鹏晚年酷爱阅读，尤其钟爱人物传记等军史党史类书籍。罗荣桓的夫人林月琴晚年编著了关于罗荣桓的三本书，并送给李作鹏征求意见。不料，李作鹏竟在书上批注道：“罗帅是伟大的政治家，但并非军事家。在东北战场上，90%以上的战役都是林彪指挥的。”

晚年的李作鹏

有人得知此事后，对李作鹏说：“1989年，中央军委就公布了33位军事家名单，罗帅名列其中，你怎么说他不是军事家呢？”

李作鹏听后，坚持己见：“实事求是说，罗帅是位政治元帅。抗日战争时在山东，我是参谋处处长，很多事情都是我处理完再向他报告，尤其是军事上的事。在东北，他身体不太好，军事上的事他过问不多。罗帅在四野口碑极佳，他擅长政治工作，为人厚道，有长者之风。我们评价一个人，不能一概而论，好就全好，坏就全坏。”

1991年，电影《大决战》上映后，有人问李作鹏对电影中林彪的扮演有何看法。

李作鹏直言不讳：“假林彪。”

电影《大决战》中的林彪

对方又问：“那罗荣桓呢？”

李作鹏依旧直言：“假罗荣桓。”

当被问及原因时，李作鹏解释道：“罗荣桓不是那种会抬高自己、贬低林彪的人。若罗荣桓在世，这部电影肯定通不过审查。”他还补充说：“写林彪的书大多数都写得不像，只有张正隆的《雪白血红》还算不错。”

李作鹏晚年共撰写了两部战争回忆录和两部关于“运动”的回忆录，总字数达100万字。有出版商找李作鹏谈出书事宜，但提出了条件：“您必须改名，书才能出版。”

李作鹏坚决拒绝：“我李作鹏就是李作鹏，坐不改名，行不改姓。”

出版商又说：“那您只能送国外出版了。”

李作鹏态度坚决：“不，我是中国人，决不到国外出书。中国能出就出，否则就存着让老鼠啃掉！”书商听后，只得摇头离去。

2009年1月3日，李作鹏在北京安然离世，享年95岁。

李作鹏的追悼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