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上海市女子监狱的心理健康指导室内，一名化名为莉莉的女犯正坐在沙盘旁，她轻轻拿起一个代表小女孩的人偶，缓缓将其按入沙中，随后又抓起一把细碎的小石子，一圈圈地围绕着凹陷处堆砌起来。

“这是她心中死去的女儿。”主管民警许轶俊轻声说道。莉莉默默无语，手指无意识地摩挲着沙盘的边缘，始终没有抬头，但泪水却悄然滑落。“她觉得自己没有颜面去面对孩子，所以选择用这种方式与孩子对话，希望孩子能安息。”

这个沙盘场景，深刻反映了莉莉入狱后的真实心理状态。自幼遭受家人打骂的她，因虐待亲生女儿致其死亡，被依法判处有期徒刑六年。刚入狱时，年仅三十多岁的她仿佛失去了灵魂，目光呆滞，拒绝进食，多次试图通过撞头自伤来结束生命，口中不断重复着“活着没有意义，想下去陪孩子”。

面对重度抑郁、家庭断绝关系、女儿离世的多重打击，莉莉多次萌生轻生的念头。那么，监狱是如何将她从死亡边缘拉回的呢？那些从暴力受害者转变为施暴者的女犯们，又有着哪些共同的心理特征？又该如何对她们进行有效的教育矫治呢？

一

莉莉的前半生，仿佛被囚禁在一座无形的“监狱”之中。她出生在偏远的大山深处，家中排行老二，上有姐姐，下有弟弟。父母坚信“棍棒底下出孝子”，她从小就饱受打骂之苦，姐姐也因她干活慢而时常拳脚相加。小学未毕业，莉莉就辍学回家，承担起照顾弟弟的重任，连自己的名字都写得歪歪扭扭。

成年后，她跟随丈夫来到上海打工，但由于动作迟缓，无法适应工厂的快节奏生活，最终只能回归家庭。两个女儿出生后，都被送回老家由老人抚养，只有在寒暑假时才能与父母团聚。

案发前，正值青春期的大女儿与莉莉发生了激烈的争执，扬言要离家出走。受成长环境的影响，莉莉认为打骂孩子是理所当然的，于是她持续以冻、饿、打、骂等方式折磨女儿。案发当天，女儿在长时间罚站后神志不清，但莉莉却固执地认为孩子只是“矫情、装病”，拒绝送医治疗，最终导致女儿不幸离世。

入狱后，莉莉被无尽的自责和痛苦所吞噬。她整日以泪洗面，视力严重衰退，还经常用头去撞墙和桌子，口中不断念叨着自己该死。

“她是个文盲，常规的法治教育对她来说难以奏效。而重度抑郁的折磨，又让她在心理上筑起了一道高墙，将外界的善意和关怀全部隔绝。”许轶俊说。经过心理量表测试评估，莉莉表现出极度的自我封闭倾向，情绪极不稳定，改造工作面临着巨大的挑战。

为此，监狱矫治团队采用了“安全兜底、心理破冰、能力提升”的思路，层层递进地开展工作。在安全管理方面，他们严格落实24小时防范措施，全面排查并清除莉莉的自伤隐患，确保她的生命安全。在心理干预方面，他们引入了沙盘疗法，并专门教授她腹式呼吸法等放松技巧，帮助她在情绪濒临崩溃时能够自我平复，逐步提升抗压能力。

二

亲情纽带是改造工作的最大动力。“莉莉非常挂念二女儿，但大女儿去世后，二女儿对她充满了怨恨，拒绝与她沟通。我们告诉她，你要学会写字，这样就能亲手写下信件，向孩子表达你的思念和忏悔，也能看懂法律是如何保护孩子的。”许轶俊说。矫治团队从“妈、孩、信、爱”等与亲情紧密相关的汉字入手，对莉莉开展了个性化的教学。当她第一次歪歪扭扭地写出“妈”字时，再次泪流满面。

随着识字量的逐渐增加，莉莉开始能够理解简单的法律条文，也真正认清了虐待罪的法律底线。

相较于认字，更难改变的是莉莉脑海中根植了几十年的“棍棒即道理”的错误认知。为此，矫治团队结合监狱母亲文化建设，借助《二十四孝图》绘本，引导她重新思考“何为母亲”。当莉莉盯着孩子依偎在母亲怀里的图画，用手指反复摩挲书页时，她终于哽咽着说：“以前觉得打骂就是管孩子，现在才知道，这是犯法的。孩子不是这么管的，孩子是一个活生生的人。”

许轶俊说，刚到监狱时，莉莉连眨眼点头都算“配合”。但慢慢地，在民警的耐心教导下，她的价值观开始发生扭曲到正确的转变，从无知无畏到知法畏法，再到知错悔罪。

在此基础上，矫治团队进一步引导她思考“如何正确表达爱”，并鼓励她先口述家书，倾诉内心的悔意。“妈妈对不起你”“很想听听你的声音”“妈妈其实很爱你，只是不知怎么说”……莉莉一边说，一边用指腹反复摩挲着信纸。写信的过程中，她还会停下笔请求：“警官，我能不能重新写一遍，写得更好些，我要让她看见，我是真的在学。”

三

起初，二女儿的态度十分决绝，在电话里直接告诉民警“我没有这个妈”。莉莉的第一封信寄出后也如石沉大海，没有得到任何回应。直到第五封饱含泪水的信件寄出后，二女儿终于回信了，虽然字句简单，但里面却有一句“你有没有好好吃饭”。

收到回信后，莉莉仿佛脱胎换骨一般。她开始规律饮食、自觉遵守监规，能够顺利跟上监狱的集体教育步伐，曾经呆滞的目光也渐渐有了生气。临释前，莉莉已经能够写出三四百字的家书，目光也不再发直。

莉莉即将出狱时，二女儿主动给监狱打来电话，请民警转告她好好改造，“前尘往事不要再去想了，出去后还是在一起好好生活”。莉莉跟许轶俊聊起出狱后的打算时也说：“现在我知道了，当妈是要学的，以前的方法全错了。出去后，我想先找女儿，好好给她煮一碗面，再也不动手了。”

“打骂不是管教，控制不是爱。当她主动推翻了错误的育儿逻辑，尊重孩子作为独立个体的尊严，才算真正完成了核心改造。”许轶俊感慨地说。在多年的一线工作中，她发现扭曲的家庭关系是不少女性犯罪的深层原因。比如女犯张某的母亲从小就全方位控制孩子的生活，从穿衣吃饭到交友择业都无孔不入。这种令人窒息的“爱”，最终在一次激烈的争吵后爆发，张某用枕头捂住了母亲的口鼻。

除了暴力与控制外，极端的溺爱同样危险重重。有些女犯从小被家人捧在手心里长大，缺乏规则意识和抗压能力，步入社会后无法适应挫折和挑战，极易滑入贩毒、诈骗等逐利型犯罪的深渊；或者因为性格张扬跋扈而故意伤害他人。“极端错误的家庭模式容易养出‘施暴者’或者‘巨婴’。”许轶俊说。监狱里的矫治终究只是事后补救措施而已，更多父母应当意识到家庭教育的重要性——它没有回头路可走，错一步就可能要用几代人的人生来买单。

原标题：《“活着没意思，想下去陪孩子”，入狱后屡次想轻生的她，被女子监狱拉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