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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4年的盛夏，当一台20英寸的彩色电视机将世界杯的激烈赛况如磁石般紧紧吸附住我——一个年仅十岁孩童的视线与心灵时，我万万未曾料到，命运的轨迹已悄然开始偏转。

在往后的岁月里，那个夏天总是如电影般在我脑海中反复回放。那时的我，对足球规则还一知半解，却能全神贯注地看完一场又一场的比赛，我究竟在追寻着什么？

记得意大利队在那届世界杯决赛中最终功亏一篑的那个清晨，我怀着满腔的热情，用堂哥家的座机拨通了新民晚报的世界杯热线。然而，在报纸的读者来电专栏中，我的声音却并未被听见。

如今回想起来，或许正是那份渴望分享、希望被更多人看见并认可自己观点的迫切心情，驱使我拨打了那通热线，也悄然间为我日后成为一名记者——一名在体育领域深耕多年的记者——埋下了伏笔。

时间跳转到2006年德国世界杯，我远赴重洋，只为亲眼目睹英格兰队的训练风采，并在稿件中迫不及待地分享了自己被中卫特里一脚远射意外击中脑门的趣事。

然而，一天后，某权威媒体的记者却以长篇大论细数世界杯上的十大假新闻，而我的报道竟赫然在列。经过一番曲折的询问，我才得知原委：原来有位英国记者也在报纸上提及了此事，却将我误写成了日本记者。

多年后，当我读到马尔克斯的一篇杂文，其中一句“对于那些终日枯坐、无话找话的人来说，随便翻翻当天的报纸就足够了”让我瞬间想起了那位同行。

2006年世界杯英格兰队训练场景（资料图）

德国世界杯之后，便是南非世界杯的征程。我们从驻地地陪那里得到了这样的指示：“无论何时何地遇到匪徒，一定要保持冷静并配合，因为他们其实比你们更加紧张。”

在南非的日子里，我们时刻准备着应对可能的入室抢劫。同屋来自无锡的大姐传授给我一个藏钱的小窍门：“把现金塞进米袋里。”出行时，我们只能包车，而我们的司机，其实是一名中学教师，世界杯期间兼职开车以贴补家用。

某个休赛日的傍晚，他载着我驶向了一片贫民墓区。夕阳下，零散的十字墓碑显得格外孤寂，墓地没有明确的入口和出口，让我联想到死亡本身就是一场没有终点的旅程，而这些墓碑则呈现出一种彻底的、决绝的姿态。

决赛前夜，我在街上偶遇了两个男孩，他们神秘地告诉我：“西班牙队就在某商场最高层的餐厅里吃饭，没人知道这个秘密，我们可以带你去，但你要保证寄一份报纸给我们。”南非的六七月份寒风凛冽，我隔着羽绒服拍了拍胸脯，坚定地说：“当然，说话算话！”

就这样，我们守候在餐厅门口，目睹了包括主帅博斯克在内的整支西班牙队进进出出。我试图从他们飘过的只言片语中捕捉到一些关于决赛的蛛丝马迹。当瓜迪奥拉经过时，我轻声打了个招呼，他误以为我是索要合影的球迷，便说：“我现在有事，等会会再经过这里，到时候我们再拍。”

几分钟后，他果然远远地向我走来，但一阵莫名的自尊心作祟，让我选择不再看向他。很久以后，我突然带着一丝内疚回想起自己没有履行对男孩们的承诺。

法国锋线大将格里兹曼泪洒赛场（中新网）

时光荏苒，四年后的巴西世界杯上，我目睹了法国队出局时格里兹曼的泪水。一年后，当我有机会与他在衡山路上的酒店里面对面交谈时，他的一句回答让我心碎不已。那是在我问他即将开始的采访中更愿意说法语还是西班牙语时，他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后者。究竟是怎样的经历，让一个人愿意放弃自己的母语？

这对我来说是个问题，或许对很多人来说也是。这正是足球的魅力所在，当我观看足球比赛时，我看到的是它所隐喻的人生百态；当我撰写足球报道时，我更关注的是制造比分背后的人的心理状态。

那种想要探究真相、想要刨根问底的决心激发了我采访的热情，而当那些关于人和人性的疑问被一一解开时，我便感受到了一种隐秘而崇高的快乐。

南非世界杯上的一件事曾长久地萦绕在我的心头。法国队前锋阿内尔卡因被《队报》记者爆出在比赛中场休息时在更衣室辱骂主帅，而被国家队开除。

看到这则消息时，我反复自问：如果当时我处于那名记者的位置，我会不会做出同样的事情？答案是肯定的，因为记者的标准有时与普通人的标准并不在同一衡量体系内。

报纸上刊登了一张他正在机场等待回国时的照片，他穿着一件黑色连帽衫，宽大的帽子遮住了整个头脸。凝视着这张照片，我渴望知道那一刻他在想什么，以及更衣室里的那番辱骂是否真的发生过。两年后，当已成为申花一员的他亲口满足了我的好奇心时，我感受到了作为一名前体育记者的职业生涯中最美妙的时刻！你看，我甚至不想加上“之一”来削弱这份喜悦。

原标题：《沈坤彧：世界杯，赛场背后皆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