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敏涛如今似乎成了影视剧中“极端母亲”的典型代表。

在近期热播的悬疑剧《隐身的名字》中，她饰演了一位偏执且控制欲极强的母亲，这一角色被网友评价为不输经典反派安嘉和的恐怖存在。

当下，影视作品中频繁出现这类偏执、控制欲爆棚的母亲形象，她们俨然成为了恐怖的代名词。

“疯妈妈”成恐怖新标签

不得不说，刘敏涛所诠释的这个角色确实令人胆寒。

女儿的房间被她装上了透明的玻璃墙，美其名曰陪伴，实则是对女儿一举一动的全方位监视。

她严禁女儿结交朋友，期望女儿的生活里只有自己这一个依靠。

有一次，女儿放学后和朋友去了别处，没有按时回家，她便勒令女儿向自己道歉。

然而，女儿在道歉时没有称呼她为妈妈，这一小小的疏忽瞬间点燃了她的怒火。

她开始情绪失控，摔盘子、拍桌子，五官扭曲狰狞，身体不受控制地颤抖，那场面只能用“恐怖至极”来形容。

同样，在徽声在线曾报道过的热门剧集《隐秘的角落》中，刘琳饰演的周春红与儿子朱朝阳的对手戏也给人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

她将朱朝阳视为自己全部的骄傲，当朱朝阳被送到医院时，周春红表现得歇斯底里。

她既害怕又生气，更觉得自己遭到了儿子的背叛。

尤其是她逼朱朝阳睡前喝牛奶的那一经典场景，至今仍被观众津津乐道。

在《漂白》里，洪霞也是一位典型的“癫狂妈妈”。

她控制欲极强，情绪极易崩溃，一旦与女儿发生冲突，便会直接扇女儿巴掌。

而在《如果奔跑是我的人生》和《烟火人家》中，陈小艺和徐帆所饰演的角色则堪称“窒息式妈妈”。

她们不仅过度干预女儿的生活节奏，还深度介入女儿的精神世界，动不动就以“为你好”为由，一旦女儿稍有争辩，她们便会委屈巴巴地哭诉“妈为了你命都能不要”。

或许正是因为这类极端的母亲形象在影视作品中频繁出现，所以当《好东西》里出现那种正常、阳光的母亲形象时，大家才会纷纷喊妈，将其视为理想中的母亲典范。

为何“疯妈妈”形象备受关注？

“疯妈妈”形象之所以能够在影视作品中流行开来，是因为当下母女/母子之间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心理代沟。

母亲这一代人（50 - 70后）成长于集体主义盛行的时代，强调牺牲精神，她们自然而然地认为“自己的价值就等于为家庭所做出的付出”。

孩子的成功在她们眼中就是自己的成功，这种观念导致她们的自我边界十分模糊，因而她们的爱也往往呈现出“侵入式”的特点。

然而，她们的孩子成长于市场经济蓬勃发展、个人主义盛行以及心理学知识广泛普及的时代，这些孩子认为“幸福等于尊重加上边界”。

母亲那一代人表达爱的方式恰恰是子女这一代人最为反感的。当母亲觉得“我是为你好”而介入子女生活时，子女却只觉得这是情感绑架和自我感动。

所以，母亲的“疯狂”本质上是在她唯一会使用的表达方式（牺牲与控制）失效后的一种崩溃表现。

她不理解为什么自己的付出换来的不是感恩，而是嫌弃。如果她本人没有自我觉醒，没有尝试去理解子女的想法，那么这种困惑和绝望就会表现为失控的歇斯底里。

此外，中年女性自身所面临的困境也是导致“疯妈妈”形象出现的重要因素。

中年女性，尤其是那些回归家庭的女性，是价值感最容易崩塌的群体。

在职场上，她们大多已经退居二线或者退休，社会价值感大幅锐减。

在婚姻中，激情早已消逝，丈夫要么是沉默寡言的上班族，要么就像另一个需要照顾的儿子，几乎无法给予她们情感上的支持。

因此，孩子就成了她们最后的价值寄托点，一旦孩子试图独立，她们就会产生一种自己即将被“抛弃”的感觉。

这种困境使得她们会通过不断介入子女的生活、表达自己的痛苦，来确认自己仍然重要。

从本质上来说，这其实是整个社会所面临的困境。

社会没有为这些中老年女性提供足够的机会和心理支持，于是，她们唯一能够抓住的，就只有那个曾经完全依赖自己、现在却想要逃离的孩子。

替罪羊机制的升级也使得批判“疯妈妈”成为了一种安全的情绪宣泄方式。

当代社会积累了大量的集体焦虑，直接批判社会风险过高，而且很难将其故事化；批判父亲的话又会触及父权制的核心，而除了“渣男”之外，似乎又想不出其他合适的形象，于是，“疯妈妈”就成了完美的情绪宣泄对象。

她安全、具体，具有强烈的情感冲击力，还能完美地与“原生家庭热”所带来的流量相结合。

而且，通过批判“疯妈妈”，观众也完成了一种“弑母”的象征性仪式。

通过否定那个压抑、控制、令人窒息的母亲形象，观众与旧时代划清了界限，从而确认自己作为独立的现代个体的存在。

从揭示问题到量产恐怖形象

不可否认，现实中确实存在不少偏执、控制欲强的母亲，但正如前面所说，这是多方面原因共同作用的结果。

一个母亲变得偏执、控制，这是匮乏的婚姻、缺席的丈夫、缺乏支撑的育儿、自我价值丧失、社会孤立等一系列结构性问题长期积累所导致的后果。

然而，在很多影视剧中，这个结果被单独提取出来，变成了一个独立的、天生的恐怖人格。

就像《隐身的名字》，没有对葛文君的过往进行交代，没有解释她为什么会形成这种性格，观众只知道她疯狂，却不知道她疯狂的原因。

“病态的结果”被当作“病态的根源”来呈现，结构性困境被简化成了个人恐怖片。

这无疑会进一步加剧我们对现实中母亲的污名化。

很多中年女性都在经历类似的焦虑和失控，她们需要的不是被指责，而是被理解、被提供解决问题的途径。

但是当荧幕上充斥着这样的母亲形象时，现实中的子女会更容易盲目地给自己的妈妈贴上这种标签，而不会去深入探究背后的原因，从而堵死了沟通的空间。

反复观看这种被符号化的形象，更会让观众形成一种认知捷径：

中年母亲就等于麻烦、不可理喻、需要远离。

这无疑强化了对更年期女性、家庭主妇、空巢母亲的偏见，但谁又没有年轻过呢？

更严重的是，背后的深层困境被人们忽视了。

当所有人的愤怒都指向“疯妈妈”时，丈夫/父亲无需面对任何审视，“男主外女主内”的家庭模式无需被反思，缺乏关怀的社会系统也无需被问责。

“疯妈妈”本来应该是反思社会和家庭问题的切入点，现在却成了遮蔽所有问题的一堵墙。

我们太习惯于消费痛苦，而不是理解痛苦；太热衷于寻找坏人，而不是修复系统。

“疯妈妈”能够成为一个随处可见的恐怖符号，不仅仅是因为她真实存在，更是因为我们现在不敢去塑造那个让她变“疯”的更大的社会因素。

于是，我们把她推向前台，给她贴上标签，然后对着她指责谩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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