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由茅盾文学奖获得者、知名作家梁晓声的长篇小说《我和我的命》改编而来的现实主义励志剧集《我的山与海》，正在央视八套与优酷平台同步热播，该剧不仅收视率节节攀升，更赢得了观众的一致好评，实现了收视与口碑的双赢。

这部被誉为“女性版《人世间》”的作品，不仅是梁晓声弥补创作遗憾的力作，更以独特的女性视角，描绘了普通中国人在时代洪流中与命运抗争、依靠自我奋斗改写人生的壮丽篇章。

一部独具特色的“女性版《人世间》”

作为文坛的常青树，梁晓声的作品始终扎根于现实，贴近民众生活。从早年反映一代青春记忆的知青文学《今夜有暴风雪》《雪城》《年轮》，到荣获茅盾文学奖、风靡全国的平民史诗《人世间》，他的多部作品都被成功改编为影视剧，深受观众喜爱。而《我和我的命》，则是他创作生涯中首次以第一人称女性视角展开叙事的作品，创作初衷是为了解开《人世间》中留下的心结。

梁晓声在自述中透露，创作《人世间》时，作品篇幅已达一百二十多万字，整体结构已相当完整。若再扩充内容，难免显得冗长。因此，主人公周秉昆母亲随春燕母亲前往乡下生活的情节未能深入展开，这成为他心中的一大遗憾。“当时我就想着，再写一部书，把这个心结补上，于是就有了《我和我的命》。”

梁晓声最初将作品定名为《我和我的宿命》，并非为了宣扬宿命论，而是想深入探讨人与命运的三重关系。后来，在出版社的建议下，更名为《我和我的命》，“民间一般不说宿命，就说命，不如就叫《我和我的命》，更直接，也更有力量，于是就这么定下来了。”

相较于《人世间》，《我和我的命》另辟蹊径，以两位80后年轻女孩的成长奋斗为主线，串联起梁晓声熟悉的东北、贵州、深圳、上海四地，跨越山区与沿海、小城与大都市，展现了普通家庭中断亲、续亲的情感纠葛。其中既有亲情羁绊带来的内耗，也有彼此托举的温暖，让人深感共鸣。

“人有三命”，你认同哪种观点？

本书责任编辑付如初表示，梁晓声的创作始终坚守理想主义与道德主义的底色。早年他书写知青文学，刻画了特殊一代的青春伤痛与不灭理想；后续他深耕市民文学，成为城市平民的代言人，展现了工薪阶层的生活韧性与朴素道德观。而《我和我的命》，不仅实现了创作视角的全新突破，更旨在洞察改革开放之后80后群体的成长路径和中年心态。更重要的是，它书写了女性生活处境的变化，向那些有责任感的女性致敬。

作品围绕“人有三命”这一命题展开，梁晓声借书中人物之口阐释道：“一是父母给的，叫天命；二是由自己的生活经历铸就的，叫实命；三是文化给的，叫自修命。天命不可违，实命变幻莫测，然而自修命却可以尽在掌握。”这一观点贯穿整部作品始终，引人深思。

小说主人公方婉之的一生，正是对“三命论”的生动诠释。她天命坎坷，出身卑微、幼年被遗弃；实命多艰，虽机缘巧合成为城里人，却屡屡被血缘亲情绑架，历经大学辍学、底层打工、抗癌抗争等诸多磨难。她做过帮厨、进过车间、开过超市，一路跌跌撞撞。但她始终坚守自修命，选择善良、选择奋斗、选择扛起家庭责任。即便背负旁人眼中不必要的苦难，她也始终坚守做人的底线，用自己的选择验证活着的价值、生命的意义。

梁晓声说，写作《我和我的命》的最初动机，是发现改革开放以后，上苍似乎有意识地、分批次地让某些贫困家庭选送出“责任的种子”。他们无法“拼爹”“啃老”“躺平”，只能奋斗，只能靠自己改命。付如初表示，梁晓声在创作中投射了自己的影子。生活中的他，也是主动背负血缘责任感的那一个。因此，作品中的“伦理现实主义”才格外温暖有力，让人感同身受。

探讨“人应该是怎样的”这一核心命题

在梁晓声的创作理念中，中国女性的伟大始终让他心怀敬意。他回忆年少时，母亲连一件体面的冬衣都没有。在漫长的贫穷岁月里，扛起家庭重担、承受最多艰辛的往往是女性。而从上世纪90年代至今，中国女性的命运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她们受教育程度大幅提升、职业选择愈发多元，越来越多女性在各行各业崭露头角，实现自我价值。这一巨大变迁也折射出中国社会的跨越式进步，令人欣喜。

《我和我的命》正是为这样一群新时代独立女性画像的作品。或许，梁晓声真正的目的，不是单纯写女性，而是写亲情、写友情，写度过一切孤独、艰难时刻的人间值得。他通过作品告诉我们，无论遭遇何种困境，只要心中有爱、有责任、有担当，就能找到生活的意义和价值。

创作中，梁晓声既不回避时代进步带来的机遇，也不避讳现实的沉重与无奈。他直面原生家庭亲情绑架、伦理责任带来的心理枷锁等现实问题，进而引发对生命意义的深层思考。“伦理对我们的约束往往是：你做了，是应该的；你没做，就会有一种罪过感。”梁晓声认为，生命的意义既有后天文化赋予的部分，也有先天本能的责任担当。包括父母对子女的养育之责、子女对父母的反哺之情，以及血缘亲情相连的责任羁绊。徽声在线文学评论家李敬泽曾评价其作品为“伦理现实主义”，这一评价精准道出了梁晓声的创作核心。而在《人世间》与《我和我的命》中，这种伦理已经升华为更深层的人文关怀与人性思考，探讨“人应该是怎样的”这一核心命题，引人深思。

梁晓声坦言，自己深受托尔斯泰、雨果、屠格涅夫等文学大师影响，始终坚信文学具有教化功能与社会价值。它承担着传递人文思考、塑造精神品格的责任。如今，《我的山与海》将原著搬上荧屏，让更多观众通过影像读懂梁晓声笔下的命运哲学——“天命难改、实命多艰、自修命步步生莲”。每个人都是自己命运的建筑师，唯有坚守本心、踏实前行，才能挣脱命运的枷锁，轻装奔赴属于自己的山与海，创造属于自己的精彩人生。

现代快报/现代+记者 陈曦